人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是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这就说明秦之前就已经存在度量衡，仅是因地因时而异罢了。那么，中国最早的度量衡源于何时，始于何地？至今仍不可考。
大地湾F901房址在清理过程中，分别在其主室、后室和侧檐处的居住面上发现了25件比较特殊的陶器和50件石器。其中主室居住面上出土四足鼎等陶器9件、石器4件，后室内出土大型陶器缸、瓮各1件，西侧室出土釜、钵类陶器14件，石器1件。值得注意的是，这批陶器遗物中除一些器物与其他遗迹中所见的器形相同或相近外，大部分陶器都是其他遗迹中不常见或极少见的器形，而且有些器物很难命名，故被考古工作者命名为“异形器”和“条形盘”等。
专家们经过整理修复和研究发现，出于主室居住面上的几件特殊器物，其中一件盆形四足瓦鼎，外涂红衣，腹部抹饰白色弦纹，应是一件开展大型祭祀活动使用的礼器。[21]而同时出土的一大一小两件带把斜口器，形似簸箕，被称之为“异形器”者，却不知作何用途。因它于当地农民用来挖面取粮的一种木制“抄子”造型相似，故考古工作者又将其称之为“陶抄”。那么，5000年前的原始先民是否也和今人一样，把它作为一种生活用具，用它来挖取粮食呢？答案并不肯定。因为，从整个大地湾遗址乃至别处的考古出土物看，这类“陶抄”仅此发现，这说明它的使用并不普遍。另外，专家们仔细观察，其使用痕迹也不明显。
这么说来，这组“异形器”到底是作何用途呢？考古专家从当地农民用“抄子”挖面取粮得到启发，他们经过进一步探索研究，终于揭开了这组“异形器”的用途之谜。原来这两件陶抄的确与粮食有关，它是一种原始量器，与它成组的还有同时出土的一件条形盘、四把泥质深腹罐及深腹罐上配套的一件漏斗形器盖。这套古量器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度量衡史和原始分配制度，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从史书记载来看，我们的祖先使用度量衡的时代是很早的，但多为传说，并无实物依据。正如吴承洛先生在《中国度量衡史》中所说：“中国度量衡之制，创始于黄帝，下及三代，一稽于古，并无显明之改革，亦无完全之制度。量器之制，发生最早，而亦莫先于周礼，且三代以前之历史，籍载类多渺茫或属揣拟之词，然而今世考三代以前之古史，固属渺茫……”[22]综观现在所见之度量衡器的实物证据，确系未过于周，且多为春秋、战国以后之物。如田齐的左关盉、子禾子釜、陈纯釜、秦之商鞅方升、新莽嘉量等。因此说，过去人们对度量衡的认识与研究仅限于距今二三千年前的实物之上。大地湾这组古代陶量的出土，将我国度量衡史的实物资料提前了2000多年。所以，这组陶器的出土可以称得上是我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www.xing528.com)
陶抄（四期）
那么，考古专家是如何论证这组出土陶器就是原始量器的呢？这组量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考古专家们根据当地农民至今使用的木抄，首先将这组出土器物与粮食联系在了一起。沿着这一关系，专家们注意到这两件大致相似的陶抄为同类器皿，但其造型各异，大小也不相同。经过初步测算，正巧大抄容积是小抄容积的2倍。也就是说，两小抄等于一大抄。由此，他们初步推定其为有一定限量的量器。从这一发现出发，他们又对大部分容器进行了测量，方知这种较特殊的陶器中的条形盘和四把深腹罐，均与这2件陶抄有密切的关系。专家们发现其比值关系为，条形盘的容积是铲形抄（小陶抄）的1/10；铲形抄器容积又是深腹罐的1/10。将这些比值关系列为公式则是：1深腹罐=5箕形抄（大抄）=10铲形抄（小抄）=100条形盘。
古代的量器名称与相互关系各不相同，有二进位者，也有四进位或十进位者。今见最早的古量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田齐古量，其名称分为升、豆、瓯、釜、钟等，相互关系分四、五、十进位不等。秦统一六国后所制定的量具大多是十进位的，分斛、斗、升、合、龠，但今发现的实物也不完全一致，也有按分配的具体情况而制成的二升量、半斗量或二斗半量等。大地湾出土的这组陶量器，亦为十进制和二进制。考古专家再综合这组陶器出土于F901“宫殿式”建筑之内，器形并不常见，以及大地湾原始农业这时已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等多种因素，认为将其确定为仰韶文化晚期的一套古量具，理由充分。
按理推论，有量必有度，无度则也不成其量，量由度而生。《周礼》中有“同其器数，壹其度量”之说，可见无度则无法制出同其数之器。大地湾这套陶量具之间的倍增值都是较为精确的，可见当时如果没有精确的尺度，是不可能制出这样精确的陶制器皿的。但大地湾没有发现度器。参与发掘的赵建龙同志分析：要么是因局部发掘，至今还未面世；要么是因木制之物，未能保存下来。但不论怎么说，大地湾出土的这套古量具，是迄今所见最早的量器，它应是我国后世所用度量衡之鼻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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