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时五百根线
杨丁东同志是中国美协甘肃分会理事、甘肃省国画学会理事、甘肃省五届政协委员。离休前，曾担任《陇苗》文艺月刊的美术编辑。他，身材中等而偏高，体格虽瘦而有力，前额谢顶，两鬓斑白。面容虽感衰老，思想却活跃异常，他经常骑一辆半新旧的自行车，戴一顶工人帽，穿一身粗布衣，蹬一双旧布鞋，动作潇洒，手脚灵便。据说，他每天要从百米之外挑回好几担水，这是他锻炼身体的一种方法。
每天早晨，他把约五斤重的沙袋捆在右臂上，面对钉在墙上的旧报纸，坚持苦练。先用大笔，后用小笔；从粗线条，到细线条；先画竖线，后画横线，然后再画各种形状的线。就这样，每天要贴墙站上一个多小时，练五百到六百根线。各种不同的线条，要在旧报纸上涂过五层之多。他的刻苦精神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我问他：“这样练功有什么好处？”
他回答说：“在世界上，不论做什么事，没有不尝点苦头，就可以出成效的。特别是国画中的大写意，寥寥数笔，即可完成一幅作品，不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练功，是不可能的。功力要达到落笔石碎，泼墨风起。功力和成果是正比例。笔力功底越深厚，艺术效果就越显著。不练功，如何能在笔墨之中出艺术效果？”
看来，这位画家，是习惯于把宣纸钉在墙上绘画的。墙下滴满了厚厚的墨迹。
杨老风趣地说：“我这个人，住不成好房子。”并指着室内的墙壁让我看。这时我才仔细观察了这所房子，发现四周墙壁上都是密密麻麻、数不清的图钉眼。这是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绘画劳动量的见证。
三间南房二十六个春秋
在一个不太规则的四合院内，住着大约五家人。杨老住在三间南房里。室内靠东边的一间，被隔成一个套间。外间，原是十二平方米大的两个屋子，中间的隔墙被取掉一多半，只在靠南墙的地方，还残留着一米宽的一段，因为年久失修，北面的墙皮也曾几次剥落。地下原来是砖铺的，不少砖块也已破碎，连吃饭的小饭桌也很难放平稳。室内的光线很暗，遇到天阴下雨，就非开灯不可。
老画家的房子里没有画案，也没有像样的文房四宝。一张条桌上，堆满了各种颜色的盘子。两个不大的废旧电池瓶子和一个旧脸盆，作为笔洗。
他的住室，不只是画室，而且是宿舍和厨房。室内陈设的家具恐怕比我的年龄还要大。一叠一叠未用过的纸和用过的废纸，堆放在床头、柜顶和墙角，使人一进来，就感到十分拥挤。杨老就在这三间“陋室”里，度过了他年富力强的二十六个春秋。
三个半月二百三十五张画
室内四壁上布满了画张，约莫七八十幅。每张画上都编有号码，最大的号码是“235”。这就是说，从春节那天开始，三个多月时间，画张已经在这四面土墙上更迭过三次之多。因为主人有个习惯：自己的画，总要在室内挂上一个时期，由来访者品评一番，再由他自己反复修改。
多年来，他经常每天练画十多个小时。夜，已经很深了，他的笔还在灯下挥舞。古人说：“三千张纸一幅画。”杨老往往为了画好一幅画，废纸达数十张之多。
杨老诙谐地说：“我的画在四壁上，一张张抢着与我讲话。使人痛心的是，这些由我自己的笔，蘸着我自己的心血画出来的画，对我讲的话，是那样的刻薄和尖锐，有的甚至在向我嘲笑，嫌我把它们画得过于低劣。对于这些嘲笑我的画，我毫不留情地把它撕下来，扔掉。扔了再画，画了再扔，直到这些画钉在墙上不再发出嘲笑为止。”
杨老的画，以“小”见长。这是他作画的一大特点。尤其是小猫、小鸡、小狗，是他笔下的常客。这些小动物，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拟人化了，仿佛都像儿童似的活泼可爱。这些小动物，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活蹦乱跳，美不胜收，给人以真实的艺术享受和欢快的生活情趣。
杨老认为：小，是纯洁的、真挚的、甜美的和无邪的。小，是生命的开始，它有一种内在的美。他决心，揭示小的心灵，描写小的真善美，表现小的生机勃勃。
为了画好这些小动物，他曾养了不少鸡、猫和狗。光狗，就喂了好几窝。有洋狗，也有巴儿狗、狮子狗。最多时达到六只。前些年，市上为了整顿市容，他才不得不忍痛割爱，把最后的一只狗处理掉。有一只为他做了八年模特儿的老猫死了，他居然洒泪挥毫，重现了那只老猫的雄姿，可见画家对小动物何等疼爱。
杨老作画的另一个特点是“变形”。他认为，给画创作，绝不是生活的直观。对生活的直观不是艺术。艺术的手段，不是要达到浅俗、易懂为目的，它应有自己的广度、深度和高度。变形的手法，是我国绘画史上传统的、珍贵的表现手法之一。在许多石窟艺术的奇丽壁画上，对于人物、禽兽、山水的变形，比比皆是。对于形体的提炼，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境界。敦煌莫高窟的“飞天”，就是变形的。其生命力，永世不衰。
他说：“在国画上应该基形而变，运气出神。原有的物象，通过眼球映入脑膜，便开始锻铸。经锻铸，原来的物象就会变形，使其形态变为神态。作者对事物的观察，不只是观察它的自然形态，而是通过原有的形态，看到其实质。物象的实质，往往高于它的形态，这就是变形的依据。”
看来，观画的人对于变形这一表现手法，也是赞赏的。有一位观众写道：“贵在似与不似之间，一扫雕琢、粗俗之风气，耳目为之一新。”
“简明”，是杨老画作的又一个特点。他说：“作为一个绘画工作者，应该多多熟悉一些古诗词。它会增强绘画的表现力。特别是五言绝句，仅仅二十个字，包涵着深远广阔的意境。在国画上，也应该简而精，明而澈。若吾五笔能传其形与神，六笔吾不为也。”有人看了他的画，称赞他笔简、意深：“三笔类猫，四笔类狗，似也非也，妙在其中。”
杨老的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出新”。他认为，在历史的进程中，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不停地向前发展。人类社会的进化，已经突破它固有的格式。任何固有格式，都无力遏制这种突破。为了反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新的时期涌现出的新的题材，运用固有的传统技法，深有不足之感。这就必然出现绘画技法上的突破。一个艺术家，必须与时代同步，紧紧吻合着时代的节拍，具有时代气息。因此他认为，国画要创新，就要博采众家之长。油画的色彩关系，图案的简练变形，漫画的夸张艺术，木刻的显明对比，如果把各个画种的特点融汇在国画中，充实其传统画法，那将是十分可取的。
他很早就给自己命题：必须出新。所以他的画，趣味比较多样，表现力也很丰富，很少吃别人的剩饭，踩人家的脚印。在这方面，他也作过一些尝试。他曾经画过一幅题为《破门》的画，表现几个少年足球爱好者欲夺世界金牌的雄心壮志，获得了观众的好评。
一次画展六千多名观众
11月20日，由全国美协云南分会和昆明市群众艺术馆举办的“丁东画展”在昆明市群众艺术馆展览厅正式展出。展览厅就在文庙，位于市中心，居民稠密，非常热闹，是个办展览的理想之地。
文庙门前矗立着“丁东画展”的巨幅广告牌。展厅门前悬挂着十分醒目的“丁东画展”横额。
在参观的人群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同行专家，也有普通群众，有小学生在临摹，有青年人在询问，还有一些残疾人坐着轮椅，吃力地移动着双臂，一幅一幅地看着。看完后，认真地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面对这许多观众，杨老不由得联想到自己学画的经历：自己是一个只读过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从十六岁开始学画，整整画了四十六年。既没有进过美术学校，成为科班出身；也没有择求名师，经受严格的训练。对于传统的国画技法和画论，自己知道的甚少；对西洋画的知识和阅历，就更加贫乏。在长期艰难困苦的境遇中，要使自己的美术生命延续下去，必须坚持自学，顽强地坚持自学。从用树枝、土块在地上画，到现在用彩墨在宣纸上画，这一段漫长的过程，就像是一个盲人从坎坷不平的道路上摸索过来的。
有人问他：“在万紫千红的百花园中，你的作品算是哪一种花？”
杨老自谦地说：“哪一种都不是，而是野生植物。它的花瓣，既不艳丽，又不芬芳，只有一点点小小的生命力。”(www.xing528.com)
美协云南分会在对杨老的作者介绍中写道：“无师自多师，以万物为师。”的确是这样。杨老作画以万物为师，以生活为媒，就像山岩中的野生植物，哪里有阳光雨露，哪里就有他的艺术细胞，就能够发挥他的艺术才能。
杨老是一位虚怀若谷的人。他刻制了两枚图章：一枚是“不成体统”，另一枚是“不伦不类”。他的每一幅画公之于众时，都要盖上这两枚图章，意在说明自己的创作还没有形成独特的风格，登不得大雅之堂。
可是，参观过画展的人，对杨老的画是给予很高评价的。
有一位观众写道：“自云不成体统而自成体统，自云不伦不类而出类拔萃。”
美协云南分会副主席梅肖青同志对这次画展是充分肯定的。他说：“这次画展，在昆明市历年来所办的个人画展中，参观人数是比较多的，达到六千多人，范围之广，影响之大，也是历年来少有的。热烈祝贺这次画展的成功！”
在昆明市颇有影响的七十八岁的老画家张庆麟先生说：“‘丁东画展’风格高，百看不厌。”
昆明部队文化部长、著名作家苏策同志曾为画展写道：“丁东同志的创新精神，可以给美术界以及文艺工作者很大启示。”
三位外宾和六张画
1981年8月，美协甘肃分会和五泉书画学会联合举办的“丁东画展”，在兰州五泉公园展出。正如当时专家们评论的：画展“展出了杨丁东同志多年来的精心之作。这些作品具有构图简洁明快，着笔刚柔相间，用色朴素大方，形象生动喜人的特色”。
有不少外国朋友也去参观。
其中有一位美国博士学位的友人，他的妻子在纽约是办画廊的，他自己也非常喜爱画。“丁东画展”展出后，他先后去看了四次。头一天去，要求会见画展的作者。不巧，杨老不在山上。他通过和服务员商量，买了两张画。第二天又去参观，见到了杨老。他们谈得很投机。杨老又主动给他送了两张画。他又约杨老一起照了相，并对杨老说：“希望你去美国展览。”以后，他又去看了两次，并在意见簿上写道：“杨老师的画，是我在世界各地所看到的画中最好的！”
有一位法国女教师，约莫六十来岁，带领学生去参观“丁东画展”。她对一幅画着三只猫的画很感兴趣，简直着了迷，提出要用名画家赵无忌的画册同这幅画相交换。杨老记得家中还有一张同样的画，就答应了她的要求。当晚，杨老的儿子把那张画送到法国女教师的住处，她高兴极了，连声称谢，并在赵无忌的法文画册的扉页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住址，作了交换。
在“丁东画展”上有一幅画非常引人注目。画面的近景，是两只羊羔在嬉闹玩耍。其余部分，全是浅绿色的花草和树木。看上去十分清新、典雅，如临其境。有一位外国朋友，愿以数百元的重金买这张画。不料在往下取的时候，画面的下角被撕破了一个一点五公分的口子。对方借口画撕破了，要少付钱。杨老说：“画既然破了，我们就不卖了。不能卖一张坏画给你。”事后，有人对杨老说：“你那幅画的成本，也不过几毛钱。你少要点钱卖掉，不是可以增加一笔收入吗？”杨老说：“我想的不是钱，而是祖国的尊严。”
六十二和二十六
杨老出生于山西省万荣县一个贫农的家里。十五岁那年，抗日战争爆发。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义愤，他就在这年的腊月二十三考入了傅作义先生领导下的部队在运城举办的干部训练所。老师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杨载福。”他说。
“你这名字太俗，不好。改一下吧！”
“好。”
“你出来想干什么？”
“打日本！”
“那就叫杨定东吧！”
也许是那位老师和丁东同志有共同的感受和愿望，决心要安定地球的东半部似的，所以就给他改了这个名字。后来他自己又简化为“丁东”。
学习生活结束后，他被分配在傅先生领导的部队宣传科，专门从事文艺宣传。
1941年，杨丁东同志曾脱离傅先生领导的部队，决心投奔延安，但不幸在途中以政治犯的嫌疑被逮捕入狱，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铁窗生活。直到日本投降后，周总理在重庆谈判时，提出释放全国政治犯，他才出狱。
1949年5月6日，党的阳光照亮了西安市。中午时分市区解放，曾被杨老掩护过的我党地下工作人员老高同志下午就到杨老家，动员他出来一起工作。当时，黄胄正在他的家里，于是，这两位青年画家，同时向革命迈出了第一步，在一野政治部开始了他们生命的新里程。
一个人事业的成败，生活的甘苦，都取决于多种因素，绝非个人独有雄心所能为。按理说，杨老踏上革命征途，又搞美术工作，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可以大干一番了。不料，事与愿违。杨老在后来，又为极“左”路线所迫害，错定为右派。当然，做错了的事总是要改正的，我们党历来有这么个规矩。杨老的错划右派问题，在粉碎“四人帮”后，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改正。
谈到这里，杨老不无感慨地对我说：“我已经六十二岁了，从旧社会到新社会，在长久的生活历程中，美的、丑的，都在我心上留下深深的印痕。菌毒，浸蚀过我的躯体；雨露，滋润过我的心田。辛酸的泣声，欢乐的笑语，都曾在我脑际停留过。有一些事物，在我面前如同透明体；也有一些事物，在我眼前混沌模糊。”这些话，是有感而发，是杨老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
真正使杨老坚定生活信心的，那就是十月的春雷了。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惊天动地，不胫而走，震撼了山岳和原野，也拨动了这位老人疲惫的心。从此，他精神振奋，意气风发。他握起了自己心爱的画笔，练呀，画呀，经久不息。当时，他虽然已经年近六旬，但也决心夺回曾经失去的时间。他说：“我有责任，更有信心，为我们的社会主义艺术之花，增加一片花瓣。”
是的，杨老今年已经六十三岁了，但他的精神是不老的。粉碎“四人帮”后，他青春焕发，越活越年轻了。去年他在昆明曾对画友们说：“在大家鼓励下，我感到不是六十二岁，而应反过来念：二十六岁。”为了振兴祖国的艺术事业，他正像春蚕吐丝般地辛勤工作。他要在有生之年，为祖国，为人民，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98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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