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暗中窃盗的敦煌遗书

在对待敦煌遗书被盗问题上，也有形形色色的奇谈怪论。其要者有：

一是“公平交易”论。斯坦因在自己的著作里说，从千佛洞得到的写经和绘画，那是和王道士之间的一庄“公平交易”。

就表面看，当时斯坦因的确是付钱“买”了那批写经、绘画。但那是少得非常可怜的一些银两。斯坦因从敦煌拉走的是24箱写经，5箱佛画，共计整整29大箱。计有写经9000多卷，佛画500多幅。而他留给千佛洞的只有4块马蹄银，1块马蹄银是50两，4块马蹄银则是200两，平均每卷写本或佛画只付了2分银子。就以斯坦因自己供认的130英镑计算，折合下来也不过720两。如果按交易来说，这是低得不能再低的、近乎荒谬的价钱。

就是这4块马蹄银，也不是以写经和绘画价格的形式支付的，而是以捐赠给寺院的名义交给王道士的。据斯坦因在《重游敦煌、再访千佛洞》一文中说：“他（指王道士）同时表示非常欢迎我，在相同的、类似买卖的基础上，希望我给以新的布施。他急切地拿出所保存的红色捐献簿，当时我所提供的数字如实地写在上面。”按照中国的惯例，宗教人员向施主化缘，施主向寺院捐赠或布施，这是很自然的。捐赠和布施的施主们，或者是为了积德行善，或者是为了了却某种心愿，他不应该有什么额外苛求的。而斯坦因却是，名为给寺院捐赠，而实际上是收买王道士。因为不付这些贿金，他那堆积如山的写经绘画，是无法带走的。

自从1904年汪宗翰县长主持成立了千佛洞管理藏经委员会和确定编造“写经目录”那时起，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理所当然地是属于中国政府的财产。王道士是无权出卖的。何况在当时，王道士向斯坦因的师爷蒋孝琬说得明明白白：“汪县长调走了，我就把那个‘目录’给烧了。”斯坦因明知藏经洞出土文物属中国政府所有，王道士无权卖而是出于某种目的暗自盗卖，他仍采取了不可告人的手段，大量窃掠了敦煌遗书。

所以，无论是从当时的标准来看，或者是按现在的道理来讲，斯坦因所取得的是属于中国政府所有的敦煌文物，确实是一种盗窃行为。当时英国的汉学家韦列，就对斯坦因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他认为那无异是对“敦煌书库的劫掠”。而大英博物馆，虽然羞羞答答地展出了斯坦因所取来的各项物品，却不愿提到他取得这些物品的方法，就是连斯坦因的肖像，也不敢悬挂在展厅，恐怕引起参观者的诘问，而形成十分尴尬的局面。

二是“迟早丢失”论。为斯坦因写传的密尔斯基博士曾替斯坦因辩护说：“如果斯坦因没有拿那批东西，那些珍贵文物依然聚集一处而不散失吗？或是会像剩余的上万卷写本那样，在运至北京时有许多便一卷一卷流入商人之手再入藏于西方？可以确定的是，斯坦因带回大英博物馆的东西没有一件入私人之手，或被割裂，或被遗失的。”(www.xing528.com)

密尔斯基显然在暗示：如果斯坦因不弄走那批卷子，则也不过是经由商人之手流入西方而已。

关于这一点，英国的霍普科克也说：“如果这些文书仍然保留在王某‘那个老骗子’手里，最后所要遭到的命运将是不堪设想的。”

果真这样吗？非也。藏经洞自从1900年发现后，一直在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下。从1902年汪宗翰担任敦煌县长后，就重视了对藏经洞写经的保护。接着又负责成立了千佛洞管理藏经理事会，并指定专人建造了藏经洞出土文物《目录》。从这时起，用书面的形式，再一次肯定了这批文物已经是中国政府的财产了。当然，有时为了向上级报告需要样品，或者有重要人物前来参观，或者主管此事的王道士借机偷盗一点以赠亲友的情况也是有的。一直到1905年，这批文物还好好地被保存在藏经洞。以后由于俄国人奥勃鲁切夫的到来，才开始了洋人盗买敦煌文物的活动。如果没有俄国人盗买在前，如果没有斯坦因、伯希和之流利用诈骗、利诱和收买等软硬兼施的办法哄骗王道士，那说不定这批文物还安然无恙地放在那里。

至于说到遗书运京时发生的那些不该发生的事，那是我们国家的内政。就好像一个长者生了一个不肖之子，干了一些错事，那是教育的问题。他们觉悟了，是会转变的。事实上，有的已经丢失的文物，不是又回到国家图书馆了吗？以原“国立中央图书馆”的藏卷为例，其中有数十卷敦煌写经，就是当年流入李盛铎之手，而又由蒋慰堂（复珍）先生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南京为中央图书馆购藏的。

既然已经提出“知识产权”的问题，而且已被世界所公认，那么占有大量敦煌文物的美国、英国、法国、俄国、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博物馆，就不应该再保持沉默。我们希望“完璧归赵”，以解决这个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