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者了解到敦煌藏经洞的重大发现后，他们奔走呼吁，上书清政府，要求保护国宝。1910年8月20日，清政府学部才发电报与甘肃：“行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都，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并委任当时的新疆巡抚何彦升负责检收、督运。到1910年10月，敦煌县令始执行清廷学部训令，将存于莫高窟的劫余写本、文书、经卷七八千卷运往北京，交京师图书馆保存。
然而，藏经洞的劫余物件并非全部上缴国家，十分狡黠的王道士作了大量的隐匿。
由于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在拿走经卷时，都以捐赠的名义，付给一定数量的白银作为代价，这使王道士对于自己保存东西的价值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想：藏经洞究竟有多少文书、经卷、绘画，如今目录不存在了，确切的数字，谁也不知道。他拿定主意，在运走之前，一定要千方百计多留一些，以便在今后以经换钱，修补寺院和洞窟。不然的话，那些破洞、旧佛就没有办法维修了。于是，在装包起运的前一天晚上，王道士同和他关系最好的一个徒弟转移了不少。有的藏在正在雕塑的佛像肚子里，有的隐于351窟的二转经筒内，也有的藏在废弃的破旧洞窟里。这个徒弟虽是王道士收来的，但王道士对他还是不完全放心。他背着这个徒弟又私自隐藏了相当大的一部分。
藏经洞出土的50000多件文物，经过俄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窃掠，再经过王道士的私盗、送人和大量隐匿，百分之八十已不复存在。剩下的部分，也没有很好地包装，就被乱七八糟地装在六辆马车上。装好以后，马车被赶进敦煌县衙。(www.xing528.com)
拉走经卷的人，只按照上边的指示，给千佛洞王道士留下了200两香银。
遗书运京的消息传出后，敦煌上下，惊诧异常，始知经卷之珍贵，争相检取。装好遗书的大车，就停放在县府大院内。有关人等，或明或暗，或多或少，争相偷取。据比较可靠的资料记载，共拿走2000余卷。
运京途中，又被沿途官僚窃取。抵京后，何彦升的儿子让运经车停放在自己家里，伙同其岳父李盛铎等人，对残卷恣意窃取，又把长卷割开，一卷分成数卷充数。当时移交京师图书馆的卷子，只有8697号。李盛铎所窃的那部分，1935年卖给日本人400卷；抗战时期，又将一部分卖给上海市政府，这便是收藏于中国台北“中央图书馆”的144号。这是继王道士之后，国内又一次数量最大的遗书流失。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