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走了藏经洞珍贵部分的伯希和

在全部看完之后，伯希和开始与王道士谈判。这是一个非常严峻而又关键的时刻。伯希和跟王道士两个人，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了会谈。他们又和斯坦因当年一样，订立了非常严格的“秘密协议”。伯希和以500两白银，买下了由他亲自挑选的、能够装满十几箱的那一部分经卷和佛画。同时还约定，在这些佛经、绘画没有离开中国之前，双方都不准向外泄漏，这些经卷是从哪里弄来的。就是对朋友写信，也不准提及。谁要是违反了，就取消全部交易。

斯坦因虽比伯希和早到一年，但他没有在洞中挑选，而是由王道士一捆一捆地为他搬出来，由他和蒋孝琬在七佛阁下窟前室里翻阅的，这样就难免有些捆卷没有被王道士拿出来；而伯希和是在洞中亲自进行挑选的，当然就无从遗漏了。斯坦因不懂汉语，蒋孝琬虽给他教了几句湖南话，他也可以一知半解地听懂一些汉语，但起不了什么作用，蒋孝琬又对考古方面不甚内行；而伯希和的汉语程度是比较好的，又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因而藏经洞出土的菁华部分，基本上是被伯希和掠去的。据了解：伯希和共计劫得经卷写本4037号，少数民族文卷2000多号。伯希和的卷子中，有纪年的占总数的19%；斯坦因的卷子中有纪年的占4.3%；北京图书馆有纪年的只有0.6%。

就这样，伯希和仅仅用了10块马蹄银，便把藏经洞出土文物的菁华部分，囊括而去。他还于1930年在海牙的一次演讲中说，在两万个卷子中，他只后悔看漏了一个卷子，以此来夸耀自己在这一窃掠活动中是多么的认真。

伯希和少年得志、骄傲自大、专横跋扈，做事只为自己打算，从不替他人着想。他一把窃取的文物，指派他的助手努埃特，经过小心谨慎的包装，装满箱子，上了轮船运往法国，就开始公开地谈论这些佛经的来历，并携带着一箱子各种类型的代表性手稿，前往北京。

1909年，伯希和饱载所劫敦煌文物返回法国时，途经北京。眼睛长在头顶上、目空一切的秉性和连唬带吓、盗窃得手的喜悦，使得他必然要在北京夸耀一番。他将所劫宝物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箱带到北京加以装裱，然后在六国饭店，展览了他的这部分赃物。他还假惺惺地把一些文物照片，送给我国文化部参议官罗振玉，以表示供中国学者研究和交流。此时，我国学者才知道敦煌藏经洞的重大发现，而且不少已被外国人盗走。

可悲的王道士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年轻潇洒、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会不觉得心虚理亏，毫不掩饰地出卖了他。他要是知道了这个消息后，一定会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后悔当年不该收了这个外国人的银子，让他带走了数以千计的经画。(www.xing528.com)

伯希和的专横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将劫掠的这些敦煌经画运往巴黎后，存放在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部的一间房子里，钥匙由他一人掌管，不让别人进去阅读。该馆东方部一位资历很深的图书管理学专家生气地宣称：“对伯希和在敦煌买得的东西，立即放弃保管的责任。”

伯希和在敦煌千佛洞停留的将近4个月中，他的两个助手根据他的旨意，拍了不少照片。凡是伯希和认为有价值的每一件东西，比如壁画、塑像、图案、建筑等，努埃特都为他一一拍了下来。共计拍了好几百幅黑白照片，后来伯希和把它们印刷出版了六大本《敦煌图录》。

直到1945年伯希和病故，西方学术界对他的评价才一天比一天高起来。他被推崇为“在所有中国学领域：文献学、语言学、考据学、历史学、考古学、美术学、宗教史等，都是第一流的学者”，而且还被尊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中国学家，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东方语言天才。

30年代，北平（京）图书馆和世界不少大图书馆订有互换馆员，进行学术交流的协议。当时馆长袁同礼便委派王重民（字有三）到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工作。王重民先生的夫人刘修业在一篇文章中叙述了王重民先生对伯希和的批评。她说：“有三到了巴黎，就开始编写被伯希和劫去的敦煌卷子目录。从此，他开始了对敦煌遗书的研究工作。有三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后记》对伯希和编目有三点批评，都很中肯：第一是编目工作很潦草，极不负责；第二是阅读中国典籍的能力和汉学知识有限；第三是还有将近一千卷的敦煌卷子，长期存放他家里，没有编出目录。有三尽力克服这三个缺点，在短短三年中，把3000多个敦煌卷子全部看完，加以著录和说明。”

王重民先生对伯希和的批评，如此具体而中肯。这对一些一再吹捧伯希和如何伟大、多么了不起的人，是一剂“清凉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