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藏经管理委员会与编制经文目录

1902年，汪宗翰担任了敦煌县长。汪的文字功底比较好，对历史文物也有一定的鉴赏能力。他听说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后，便派人向王道士索要了几份，他亲自撰写了公文，向甘肃当局作了报告。一直到1904年3月，才接到甘肃当局的一个命令，让他负责清点后，就地封存起来，妥为保管。

汪宗翰想，此事非同小可，不能马虎行事。首先，要有一个组织，至于这个组织叫什么名称，以后再说，但一定要有一个组织；其次，得建立一个目录，这样以后就便于管理了。他有了一个大致的想法后，便邀请了敦煌县城附近的一些有识之士和乡绅代表，去到千佛洞察看和鉴赏。王道士陪同县长和各位名流，详细地参观了藏经洞。

参观毕，汪宗翰县长把大家请到一起，协商成立千佛洞管理藏经理事会和登记建立藏经洞经卷、绘画、法器等文物目录的问题。经过大家协商讨论，成立了一个人员数量相当的千佛洞管理藏经理事会。汪宗翰县长兼任理事长。下面又搞了一个副理事长，就是藏经洞的发现者、莫高窟下寺的住持道士王圆箓。并确定，今后有关藏经洞保护、管理的具体事宜，仍由王道士负责。

接着又议论了建立目录的事。大家一致认为，藏经洞出土的东西确实很多，而且都要建立目录。但目录的名称不宜太长。因为藏经洞写经居多，大家一致认为叫“写经目录”比较合适。至于由谁来负责建立目录，大家认为：曾经为王道士抄写经文的杨先生，为人诚实，办事公道，字也写得很好，决定就由杨先生负责建立目录。杨先生也是应邀参加会议的人员之一，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愉快地接受了这一繁重而光荣的任务。杨先生说：“只要大家信得过我，我一定把这个艰巨的任务担当起来，善始善终地完成好。”

大家说，我们要的就是你这句话。这样很好，我们也就放心了。

经过杨先生将近半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建立起了一份相当完整的写经、绘画和法器等各种文物目录。汪宗翰县长亲自检查验收后，基本上作了肯定，但同时指出了需要补充和修改的地方，叫杨先生修改后，和王道士一起送到县上来，他再作最后审定。说毕，又索要了一幅绢画记载了检点情况。在后来发现的一幅出土于藏经洞的绢画，正是汪宗翰题字的那一幅。题字是这样写的：“甘肃敦煌县千佛洞宋初石室藏唐画大士像。光绪三十年四月朔，奉檄检点经卷画像毕，迎归中署供养。信士敦煌知县汪宗翰谨记。”

这汪宗翰县长也是湖北人，与王道士是同乡。王道士曾给汪宗翰送过写经和绘画，他们进行过长谈，而且很投机。汪宗翰对王道士的发现以及他对藏经洞所采取的各种措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一天，王道士和杨先生将已造好的《藏经洞写经目录》送往县城请汪宗翰县长审阅。汪宗翰经过详细审阅后，认为很好。他对王道士和杨先生进行了表扬。汪宗翰说：“你们二位发现了藏经洞，功不可没。现在又建立了这样一份完整的《藏经洞写经目录》，这就更加完善了。王道士，现在我决定，把这个目录交给你妥为保管。你要将藏经洞的洞门重新封上，不经管理藏经理事会的同意，不准随便启开。”王道士听后，点头称是。(www.xing528.com)

王道士回去后，为了预防不测，又马上派人用砖块把藏经洞的门砌了起来。

汪宗翰县长开始对藏经洞的古物还比较重视，遗憾的是，以后由于忙于公事，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既没有再去莫高窟检查，也没有亲自对手中的写经进行深入的研究和鉴定，而对它们只限于玩赏，或作为礼物转赠给了别人。

金石学家叶昌炽，那时担任甘肃学政。叶是个有学问的人，他听到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便托汪宗翰代求几份写卷、绘画，以便补入他的《语石》一书。

汪宗翰接到叶昌炽的索经函后，认为此人既是上司，又是名家，千万得罪不得。于是他就有求必应，如实地满足了叶的要求。

据叶昌炽在《语石》卷一中记叙：“敦煌县千佛洞，即古之莫高窟也。洞扉封一丸泥，十余年前土壁倾移，豁然开朗，始显于世。中藏碑版经像甚多，楚北汪栗庵大令宗翰，以名进士作宰此邦，助余搜讨。先后寄贻宋乾德六年水月观音画像，写经卷子本，梵叶本各二。笔画古拙，笔为唐经生体，与东瀛海舶本无异。”

叶昌炽收到汪宗翰寄来的写经，一看便知道这些经卷、绘画是无价之宝。除作为他的《语石》一书的补充外，为了安全起见，并立即建议甘肃当局把这些写经、佛画运到兰州保管。叶是第一位对敦煌卷子进行鉴定和评价的学者。当局以“运费需要五六千两银子，难于筹集”为由，只命令敦煌县令就地妥为保管。可惜的是，这个甘肃省令饬县衙“石室秘籍就地封存”的命令，迟迟于1904年才到达敦煌县衙。

那么，敦煌莫高窟为什么会有这么个藏经洞呢？又是谁把这些佛经、绘画、法器等等，存放在这洞里的呢？这话还得从头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