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画揭示我国古代音乐智慧和成就的伟大

“敦煌音乐”一词的内涵，确切地说，应该是以探索音乐史为目的，研究和解释敦煌音乐洞窟中的乐舞资料，或从敦煌遗书中揭示古代音乐生活的真面目。具体应称之为“敦煌音乐史料研究”。待将来，敦煌音乐乐器定型，曲谱建设初具规模，风格特点基本形成，那时称为“敦煌音乐”也就名副其实、当之无愧了。不过，现在人们对“敦煌音乐”已习以为常，约定俗成，也无须加以正名了。

对于我国的音乐史，郑汝中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认为现今有一种倾向，即在涉及中国音乐发展史时，外来之说甚嚣尘上，“来自西域”“输入”“东渐”之说比比皆是，把我国的音乐文化，诸如乐律、乐器、乐谱内容，以及表演形式，都说是主要来源于外国。他个人对此提出异议。就从现在出土的文化资料来看，我国古代人民在音乐方面的智慧和成就极为丰富，非常伟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敦煌，就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证据。

在敦煌壁画中，精工彩绘、金碧辉煌、琳琅满目、成为系列的乐器，数不胜数。而当时，在音乐文化方面，环顾世界，还处于蛮荒阶段。就只从我国湖北省出土于战国墓葬的音乐文化来说，同时期的域外，远远落后于我国。而郑汝中认为，应以出土文物为主要依据，以民间传世的语言资料为参考，再结合壁画、文献，重新研究。

他认为，中国的音乐史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过去的学者，大都是从文献到文献，因袭传说。前些年在杭州河姆渡出土的文物，其中有许多骨质的笛子，它们是6000年前的东西，可是至今却有人说是西域羌族传给我们的。

再以琵琶而言，我国见之最早的图形，是在辽宁捧台子墓葬壁画上。而这壁画据专家鉴定，为东汉晚期。由此看来，琵琶在东汉就已有了。他还从江苏邗江考察过最古老的两个琵琶，它们是唐五代的，是从一个皇室的墓葬里出土的。现在有些学者却说琵琶是外来的。只有出土文物，才是最科学、最可信、最有说服力的。壁画虽不是出土文物，但它比较科学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人类的乐器，是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它与民族文化、生活习惯、音乐活动和物产气候息息相关。一种乐器的发明，是经过长期试用、改造和变化的结果。

“角”的发展过程，就比较典型。最初仅为自然的兽角，形态和功能都十分简陋。但经过不断的实践，变革，变化了形态，加大了形体，发展成为“画角”，在古代军营中广泛使用。后来又进一步演变成“铜角”。于是中国就出现了铜管乐器，它也可以说是世界铜管乐器的始祖。(www.xing528.com)

因此，研究一件乐器，追溯其历史时，不能只看图形，还必须把它的形制衍变过程，演奏技巧发展过程，表演形式和演奏的内容，一并综合考虑。

据说，日本有的学者认为，琵琶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五弦是从波斯传入中国的。根据郑汝中的研究，琵琶和五弦是一回事，就好像四胡是由二胡派生的一样，五弦是由琵琶派生出来的。因此，他认为敦煌壁画中的乐器，绝大多数是汉民族在长期的音乐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并不一定都是丝绸之路传来的舶来品。

敦煌壁画也确有为数不多外来乐器传到我国，人民是不会依样画葫芦照搬的，都经过了筛选、吸收、改造，使之变成自己的民族形式。

以“四天王”为例。“四天王”，原是印度古神话中的神祇，后为佛教所用。据佛经记载，须弥山之半腰，有山名犍陀螺，有四个山头，居四天王……传入我国后，人们称之为“四大金刚”。

在印度，“四天王”的职能并非佛的警卫，手中也未持武器。而传到中国，这四大金刚都穿着中国式的盔甲，演变成虎视眈眈、具有威慑力量的镇邪驱魔的形象，在寺院入口处充任门卫。相传“四天王”各护一方天下，南方增长天王，身青色，执宝剑；西方广目天王，身红色，持琵琶；北方多闻天王，身绿色，持珠伞；东方持国天王，身白色，提龙貂。

“四大金刚”手中的四种“法宝”，还构成一个有趣的谐音谜语：风调雨顺。原来，那个执剑的，因剑有锋，故隐意为“风”；那个持琵琶的，因琵琶能拨出音调，故隐意为“调”；那个掌伞的，因伞能遮雨，故隐意为“雨”；那个提紫金龙、花狐貂的，因龙为蛇类，与貂一样可以顺着捋，和顺着毛抚摸，故隐意为“顺”。这种藏谜语于塑像的巧妙运用，是我国古代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

由此可见，佛教虽系外来，但流传至我国后，即经过了民族化的改造。现在敦煌壁画中大量音乐、舞蹈的构图，绝非出于印度的蓝本，其根源主流还是在我国。大部分音乐、舞蹈的构图，都是汉代“百戏”图演变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