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访印度：艺术考察与文物保护

1986年初冬，一个不大不小的消息冲向李先生的耳鼓：院里决定由李先生参加中国石窟艺术考察组，出访印度。

由于消息来得比较突然，她来不及认真细致地准备，只到资料室借了一本有关印度的书，就匆匆起程了。

考察组连同翻译共3个人。除李先生外，另一位是国家文物保护技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姜怀英同志。为了参观好、学习好，积累更多的资料，李先生在北京以800元现金买了一部马米亚相机。她与姜工又买了30多个彩色胶卷，以便把异国风光，石窟风采，统统拍摄回来。

1986年11月6日，一架伸着银色巨翼的飞机迅速地滑向跑道，平稳地爬高，射向万里无云的天空。李先生她们乘机从北京出发，取道曼谷，飞往新德里，作为期3周的印度古代艺术和文物保护的专业考察。

负责接待她们的是印度历史学会及其在各地的负责人。印方还派有专家全程陪同。在参观考察途中，他们不断交流经验，共叙两国人民的友谊。

她们参观了印度的北方邦、中央邦、马哈拉斯特那邦、安及那邦、泰料乐那德邦、卡纳塔卡邦的许多博物馆、文物点，考察了印度的佛教、印度教和耆那教的石窟、寺庙绘画雕刻，伊斯兰教的陵墓、宫廷建筑、古遗址发掘工地等。

在印度参观，照相是允许的。只是在有绘画的地方，不准用闪光灯。李先生过去不曾照过相，因为这不是她的专业。但是，她需要获得资料的急切心情，她虚怀若谷、认真学习的精神，感动了姜怀英这个“上帝”，争取到了与人合作的机会，使她如愿以偿。

她们在德里国家博物馆中亚部的丰富藏品中，发现还收藏有我国新疆和敦煌的实物。其中除了墓葬出土文物外，还有斯坦因当年从敦煌藏经洞窃走的绢画，共计达230件之多。李先生第一次看到保存在异国他乡的敦煌文物，心中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滋味。(www.xing528.com)

她们所到之处，感觉到印度要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她和姜工尽自己所能，能记则记，能拍就拍，尽可能多地收集艺术资料。她们除了各自的笔记外，共拍了480多张彩色照片。

印度的通用语言是英语。在参观过程中，有时对一些人名、地名，李先生凭借自己过去所学的英语基础，不等翻译翻为汉语，就直接用英语记在自己的本子上。

回国后，她又在北京利用底片制作了136张幻灯片。为了读好、看好、用好这些片子，她又用1000多元人民币，买了一台联邦德国产的幻灯机，以便经常观看。

社会上有些人出国回来，都要利用海关免税的特许方便，购买一些高档的家用电器，以实现家庭的高度现代化。而对于用自己的钱，办有利于单位的事，避之唯恐不及。可是，李先生想的是学习好，参观好，把国外对敦煌有用的东西尽可能多地带回来。借他山之石，攻敦煌之玉，把敦煌艺术研究临摹绘画的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为祖国、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为了真正把国外的东西学到手，她不惜花掉自己多年的积蓄，购买照相机、幻灯机、胶卷，制作幻灯片，真可谓用心良苦。

她返回敦煌后，首先把自己新拍的彩照像办展览那样，固定在硬纸板上，并加以说明。她把自己在印度的所闻、所记，整理成《访印散记》，然后，在本院美术研究所办公室进行展览，通知全所和院内有关同志都来参观，自己进行汇报解说。同志们看了都非常高兴，反映很好。

在采访时，她曾自谦地说：“我购买这些东西，只是为了自己收集资料，并没有给公家留下什么。”然而，介绍参观心得体会，举办图片资料展览，使听众和观众从而得到启发，受到教育，这还不是有利于敦煌事业吗？何况，自己收集资料，提高画技，又是为了什么呢？这难道同敦煌事业的发展没有关系吗？

当我问到这次访问印度的感受时，李先生一边思考一边说：“前几年，日本东京日中友好会馆要我给他们画两张画。他们的要求是，158洞的飞天和57洞的菩萨，以这两幅的风格为准。我给他们画了1.5米乘3米的一幅，画了5位菩萨，题目叫作《菩萨行》。这不是单纯的临摹，是带创造性的。画交给他们后，他们很满意，邀我去日本访问。我在日本访问时，感到到处都是金钱关系，没有什么看头。印度就不同了。印度丰富的文物，使我们充分认识了印度人民的高度智慧，我们真想一直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