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的前半生，也是命运多舛，历尽坎坷。
1957年“反右”运动中，她由于坚持了一个具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公正，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留用察看。仅凭丈夫孙儒僴每月80元的生活费，维持全家人的生活。
当时，上边强调：革命群众要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她也主动不去同别人接触，大家方便。她似乎从此被幽禁在无声的王国里，断绝了跟同志们的感情交流。她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
她经常同另一个“右派”为其他临摹的人包点汽灯。她还要为大家管理画板，负责背出背进。但是，一些边远的、临摹难度大的壁画，还得由她去临摹。在那“大跃进”的年代，兴的是昼夜苦战。她戴着一顶吓人的“右派”帽子，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低着脑袋走路。
当时，她一个人在莫高窟最南端十分荒僻的138窟，即黑娘娘殿临摹。每晚进洞，差不多都在黄昏以后。那荒凉的情景，确实使她胆怯。那时候，她丈夫孙儒僴头上也有无形的政治帽子，给他分配的任务也很多，他也很忙，孩子又小，家里没有人能够送她进洞。她就尽可能早点进洞，画到深夜，又壮着胆子回家休息。
一天早上，她在138窟前面忽然发现了狼的足迹。从那以后，她每晚进洞，不管时间迟早，就关起门来画画。困乏时，就地休息。等翌日日出后，再回家吃饭。就这样，日复一日，坚持把临摹搞完。
这虽然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中发生的事情，但也说明她的韧性、耐心和刻苦精神。(www.xing528.com)
“文革”时期，在不知不觉中，再次飞来横祸，又一次的无妄之灾，降临到她的头上。
在一张废报纸上，有“毛主席”三个字，下边有“打倒”两个字。造反派硬说是李先生的儿子孙鸣所写。由于儿子未成年，就成了“右派”父母的罪过。因此，李先生和她的丈夫，都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真是大佛脚下无净土啊！
1968年清队中，她被强行夺走画笔，扫地出门。她们共有三个孩子，长女孙毅华，次女孙晓华，儿子孙鸣。连同这些孩子一起，强行被派专人押送回四川老家。她的丈夫孙儒僴不想去，因为原籍四川其实没有家，只有一个嫂嫂。但造反派不行，非去不可。去前，她家有1000多元积蓄，还有一些粮票，被造反派全部冻结，一点也不给。她们只带了90元路费，被送回四川。
在四川新津县她丈夫的出生地，一个人均只有5分地的穷队，一直待了3年多。
在四川期间，她丈夫由于是学建筑的，懂得建筑技术，在兴修水利上能派上用场，经常在水利工地上干活。而留在队上经常挨批挨斗的就是她了。她生在地主家庭，出身不好，1957年被定为“右派”，高帽加身，1968年清队中，又成了现行反革命，自然是批斗时最好的靶子。厄运降临的时候，你想躲也躲不过的。
直到197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党支部书记才把他们从四川接了回来。那里的广大社员，内心对他们还是好的。临行前，全生产队的人都来送行。他们就把家中所有的大米拿出来，请全队的人吃了一顿，方才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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