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2月,李先生出生于四川省三台县。她原是学建筑的。在上学期间,参观了张大千先生的敦煌壁画临摹展览。那鲜艳夺目的人物画,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深深地感染了她。于是,她于1946年,考入了四川重庆西南美专西画专业,修业三年。
1949年12月,她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美术队工作。参军时,部队要考试。人家给了她一支笔,一瓶墨汁,让她画一张领袖像。在采访时,她对我说:“我的油画,人家还满意。我画像了,人家就要了我。”
由于她的同学、恋人孙儒僴同志,早在1948年就来到敦煌艺术研究所。1952年她转业时,经过组织联系,理所当然地随他而来。迄今已默默地耕耘了40个春秋。
数十年来,她如痴如醉地苦恋着镶嵌在大漠戈壁中的艺术宝库,为使敦煌壁画走出洞窟、飞向世界而辛勤劳作。
李先生原是学油画的。开始临摹壁画,难免有些生疏。当时充任她的导师,现为敦煌研究院院长、研究员的段文杰先生,认真地、耐心地教她白描,教她如何拿笔运腕,如何画圆。段先生讲得细致、耐心,她学得认真、刻苦,进步是明显的。
50年代初期,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条件还是相当艰苦的。虽说在光线较暗的洞窟临摹壁画开始用汽灯照明,比之前人一手掌灯,一手执笔作画要好得多,可是,在画光线很暗的藻井及窟顶四坡时,汽灯也就帮不了他们的忙。
莫高窟465窟,是元代早期修建的。藏传佛教,密宗题材,绘画技巧是很高的。但洞口悬在半崖上,上下洞窟都很困难。当时要临摹窟顶东坡的壁画,汽灯也发挥不了作用。他们就在洞窟门前,架起了一座长长的天桥。桥上放着几面镜子,向窟内反光。把白纸放在窟内的台阶上,作为反光板。反射进来的光,再经过折射把窟内的光线搞得亮一些。
他们就像杂技演员一样,一会儿爬上高高的人字梯,去看看窟顶原壁画的色彩效果,并且用心把它记下来;一会儿又赶紧下来,回到画板前,将观察到的印象画在临本上。反反复复,一丝不苟。每隔几十分钟,还要到窟外追光,去移动镜子。如此,周而复始地移动镜子,从洞门口一直移到天桥的尽头,太阳下山,他们也就只好下班了。
尽管如此,在“反右”和“文革”中,还不时出现水淹龙王庙的逆境。李先生默默地忍受着自然和人们给她带来的痛苦,孜孜不倦地、执着地追求着艺术的真谛。洞窟中那一面面绚丽多彩的壁画,一幅幅美妙绝伦的彩绘,令她着迷,使她陶醉。它们就像具有巨大的磁力,深深地吸引着她。一进入读画、临画的艺术活动之中,美的甘露就注满了她的心田,她就忘却了种种苦痛。
古人说: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www.xing528.com)
她终于获得了成功。在数十年的临摹生涯中,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概括起来,就是“线”“色”“神”三个字。她认为,“线”,是我国绘画造型的基础;“色”,在我国绘画一开始,就非常重视色彩,而且以色彩灿烂著称于世;“神”,“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是我国绘画艺术的最高要求。用她自己的话来说:“画张三,就要抓住张三的精神,还要有点灵感。画不下去的时候,还可以看看别的,触类旁通。”
由于她能坚持勤学苦练,她的画技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知情者无不交口称赞。她对于壁画上宗教人物的典型性格,比如佛陀的静穆慈祥,菩萨的温婉和蔼,天王的威武猛勇,鬼怪的狞恶丑陋,劳动者的朴实憨厚等,都能够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她在敦煌的壁画临摹上很有建树。
难怪,她被“历博”指名要画;
难怪,她为东京日中友好会馆画了一幅题为《菩萨行》的国画,就可被邀免费出国;
难怪,她的临品《帝王图》和《于阗王侯》,在1982年赴日展出时,被日本创价学会收藏。
1981年,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开展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试点工作中,她被评为副研究员。1987年,又正式晋升为研究员。她是敦煌研究院诸多女同志中,唯一获得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一个,她是妇女中的佼佼者。
根据手头资料显示,李先生的临品数量为:独立完成97幅,与人合作73幅,共计为170幅;总面积为120多平方米。在敦煌研究院参与临摹的所有人员中,她临摹的数量,仅次于段文杰先生。
她的临品质量,多系无可挑剔的上乘之作,并且多次出国参展。1991年,该院在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和考核复查中,考核小组对她的评价是:经验丰富,技艺高超,成绩优良,完全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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