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1938年7月出生于杭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58年，她从上海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阎文儒教授开的“石窟艺术”课，使她着了迷。在上课时，她特别留意敦煌莫高窟。
敦煌是一个有着1600多年历史，至今依然光彩夺目的艺术宝库。500来个神秘而富于幻想的洞窟，45000多平方米五彩缤纷、夺壁欲出的壁画，2000多身栩栩如生、形象逼真的彩塑，大佛小佛，菩萨飞天，天王力士，比比皆是。敦煌以神奇而无比巨大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她。她梦寐以求地向往着敦煌。
1962年7月她毕业前夕，有幸得到一个去敦煌实习的机会。于是，她和另外3位同学，在宿白先生的带领下，踏上了西去的旅程。
到了敦煌莫高窟，她首先感到的是新奇。从未见过的西部风光，大漠戈壁，羊群驼队，偶尔也有一点小小的绿洲。其次是震惊。刚到莫高窟，史苇湘先生为她们上课、带洞子。她觉得敦煌太伟大了，石窟艺术真了不起。再次是遗憾。当时她认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条件太差，好像根本就不该设在这个地方。她回忆说：“记得刚去时，我用香皂洗头。可怎么也洗不净，不知是什么原因。以后请教老同志，才知道是水质问题。她们洗头都用肥皂粉。这才使我恍然大悟。”
在实习期间，由于吃不惯北方人的饭菜，她本来就很单薄的身体更加消瘦。一天，她感到自己浑身浮肿，乏力，两腿发颤，头晕目眩，却仍强打精神，迎着风沙，攀上高高的“蜈蚣梯”，刚爬进冰冷的洞窟，就昏迷过去。她没有能够实习完，就被送回上海治疗。
1963年7月，她面临着毕业分配。在分配方案中，学生的去向都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根本没有敦煌。可偏偏就在这时，敦煌文物研究所专门派人来北大要人，而且指明要去敦煌实习过的同学。因为洞窟加固前，要进行石窟考古，而且要从多方面考古，特别需要考古方面的人才。
系总支书记找她谈话：“敦煌急需人，而且点名要去那里实习过的同学。你的具体情况，我们也了解。今后两三年内，还有毕业生分配去，你还可以调出来。”
她又想起周总理的报告。她回忆说：“我们毕业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给我们作报告。要求我们要过好吃苦关、群众关、生活关……号召我们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强调大学生是青年中的少数，要起表率作用……”
当时她想，周总理的报告，语重心长。自己是学考古的，而且也喜欢石窟考古这个专业，在这方面有好多事等着我们去干。自己是国家培养的，应当服从国家需要，领导既然定了，那就应该去敦煌。
临行前，彭金章来了。她说：
“等着我，很快，就两三年……”(www.xing528.com)
“两三年，太长了……我等你。”
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可关键的却只有那么几步。而这一步要算是她一生中最关键的一步了。
她到敦煌后，开始了独立的生活，当然是很艰苦的。不分春夏秋冬，天天吃食堂。住的是马厩改成的宿舍。没电，没有合格的饮用水，一到晚上，一片漆黑。
怎样处理事业和家庭的矛盾，是她长期困惑的又一个问题。
忙碌了一天，晚上回到住所。月亮钻出铅灰色的絮棉似的云层，挂在天际。她看到别的职工，一家一户，窗口都亮着淡黄色的灯光，各个家庭都洋溢着祥和、恩爱、亲密无间的天伦之乐。她真羡慕人家，怎么也睡不着，苦涩的泪水，直往肚子里流。
可是，一想到敦煌艺术是中华民族发达文明的象征，是炎黄子孙聪明智慧的结晶；一想到历代能工巧匠、艺术大师，为了凿窟、造像、绘画，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始终不渝，呕心沥血，创造出无比辉煌的石窟艺术，她就流连敦煌。她对于常书鸿、段文杰等老前辈坚持在敦煌工作，非常感动。他们都是大学生，留洋的，名人名家，能在这里，难道自己就不能经受磨炼留在敦煌吗？于是她坚定了扎根的信心，决心为敦煌的石窟考古而奋斗下去。
当然，彭先生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支持，是一种催化剂，化掉了她离敦东返的思想，化来了扎根敦煌的决心。
特别是1979年实行开放政策以来，她觉得这项工作越干越有意义。敦煌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审美价值和教育价值，敦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地位，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它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建设，以及对外文化交流，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她认为，搞好敦煌研究院的工作，绝不亚于办好一个企业。她觉得越干越有意义，就越想把它干好。
当一个人握有一定的权力时，他的素质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
樊锦诗担任领导工作以来，更加勤奋努力、积极主动地搞好本职工作，为敦煌研究院创造一个良好的科研、工作、生活环境，做出自己的贡献。她作风正派，光明磊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严于责己，团结同志，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她将自己讲学所得报酬和部分稿费赠给共青团组织，支持他们开展活动，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受到了同志们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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