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的丈夫彭金章先生，是她的同班同学。1963年毕业后，被分配在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
樊锦诗1963年毕业后，却选择了一条有利于事业而给自己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的道路。她只身一人，在戈壁荒漠，一待就是20多年。在这7000多个日日夜夜，她既享受不到家人团聚、夫妻恩爱所带来的温馨，又无法照顾需要母爱的孩子和身体单薄的丈夫。她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的超人，而是客观存在的有筋有骨、有血有肉、有神有态的血肉之躯。
有时她回武汉探亲，两人初到一起，就恩恩爱爱地亲热那么几天。以后，就因为不能尽快解决两地分居问题而互相埋怨。她的心情有时也很矛盾。一想到丈夫多病的身体，孩子的学习、生活无人照顾，她心里就很难过。特别是逢年过节，爱人和孩子想她，她更想爱人和孩子，他们互相想念。
有人说，亲人之间有一种生物电流，可以互相感知，遥相呼应。也许这话是有道理的。
有时她一想家，就很苦恼，就想干脆调走，离开敦煌算了。可她这是气话。她的内心是不愿离开敦煌的。她想，离开敦煌，自己还能干什么呢？能在敦煌学的某个方面有所作为，能对敦煌事业有所贡献，是她的初衷，是她的夙愿，是她毕生的追求。
彭先生也处在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之中。他对她说：“你愿意搞敦煌，我也很支持。可是，家怎么办？”话虽如此说，但每次又都诚恳地送她回敦煌。
在感情上，她是同情丈夫、关心孩子，早就回到了武汉；而在理智上，她却始终不渝、坚定不移地留在敦煌。
丈夫是理解妻子的。尽管有时他对调不动妻子有意见，但他钦佩妻子的执着，尊重妻子的志愿。宁愿自己带着两个孩子，既当爹又当娘，吃穿教育一肩挑，也甘心情愿地支持妻子在大漠宝库干一番事业。
就这样，他们牛郎织女天各一方，悠悠岁月母子分离，一晃就是20多年。而在这20多年中，他俩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恐怕只有两年。(www.xing528.com)
最让人揪心的是孩子。他们生有两个儿子，长子予民，次子晓民。两个孩子在武汉，由彭先生带在身边。但彭先生身体不好，经常感冒，一病就是好几天，两个孩子还得由他照顾。彭先生当时担任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正在筹备考古专业和考古研究室。他的工作很忙，既要讲课，又要搞行政工作，有时还要出差，就把孩子像“小件寄存”一样，带到别人家里。被带的一家有时也有事外出，又只好将孩子转带在另外一家。
彭先生原籍在河北农村，生活一直很节俭。他在武大利用屋后的空闲地种了不少丝瓜。收获颇丰，除自己吃外，还送别人。他们父子3人经常吃，孩子吃腻了，不愿吃。
有一次，樊锦诗去武汉探亲，晓民对她说：
“妈妈，咱们不吃丝瓜。爸爸天天让我们吃丝瓜！”
“你为什么不给爸爸讲呢？”她问。
“爸爸说，有丝瓜吃就不错了。”
她听了这话，心里很不是滋味。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