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个时期，曾有这样一种说法：“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不管这个论调最初出自何人之口，但在敦煌学界已是尽人皆知的了。史先生对这一说法大惑不解。他认为这种论调是不全面的，同时也是不公正的。他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
这位蜚声海内外的第一流敦煌艺术专家和权威，决心发挥自己的优势，以自己久居敦煌，熟悉洞窟，掌握资料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向敦煌研究的纵深冲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史先生的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文革”中的莫须有罪名和不公正处理，也被彻底澄清。他重新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县处级的主任。他好像吃了“还少丹”，开始返老还童。为了扭转敦煌研究在国际上的后进局面，为改变“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这个屈辱的论调，他经常说：“我们要急行军赶路。”于是，他废寝忘食，奋起直追，不知疲倦地工作。
他写作的最佳时间是每天凌晨4时到7时。这时，胃里的食物已消化殆尽，冬天放暖气还不到时候，饥饿和寒冷同时向他袭来，但他还是坚持写作。
三中全会以来的短短几年中，他撰写了论文和文章26篇，40余万字。其中主要的有：《论莫高窟初盛唐艺术》《敦煌佛教艺术产生的历史依据》《世族和石窟》《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微妙比丘尼变初探》《敦煌莫高窟的〈福田经变〉》《从敦煌壁画到〈丝路花雨〉》《关于丑女因缘》《流沙沧桑话敦煌》《吐蕃时期的敦煌与莫高窟》《流沙河与莫高窟》以及《敦煌莫高窟大事年表》等。
他通过上述文章，论述并得出以下一些主要命题：
1.敦煌佛教艺术，在历史上也是反映现实的一种形式。
2.佛教艺术是人间的异化。它反映所在地区的民族特性、阶级关系和地理风俗。
3.莫高窟在创建上能延续千年，是古代敦煌十几姓世家豪族未受历次农民战争打击，绵延千年，统治敦煌的结果。
4.敦煌艺术与敦煌遗书，是丝绸之路兴衰的记录。
史先生毕业于重庆艺专，对中国美术史颇有研究。加之几十年来孜孜以求，学术上有独立见解，研究水平既高且深，治学态度非常严谨。他独具慧眼，能搞清别人没有搞清的疑点，对一些内容提出了新的看法。
莫高窟321窟南壁上画的是什么？有人说是“灵鹫山说法图”；有的说是“法华经变”；也有的说是“药师净土变”。诸多专家莫衷一是。这些说法，在局部看来是对的，就整体来看却是不对的。
80年代初期，史先生一反过去“以佛论佛”的思路，独辟蹊径，从佛经中跳出来，到历史资料中去寻求答案，结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由于321窟开凿于武则天当政时期，她又是一位十分崇佛的君主，史先生很快在武则天当政时期所译的佛经中，找到了《佛说宝雨经》，用它同321窟南壁上的画面相比较，内容十分相近。因此，他确定壁画内容为“宝雨经变”。(www.xing528.com)
史先生认为，这南壁上画的是以薄加梵在伽耶山为72000人说法为中心的佛教故事。在说法时，各种各样的宝贝，纷纷落下如雨，好似“天花乱坠”。他特别注意到，在宝雨和宝盖上端，有一条横贯全壁的海水（或为云涛），从海中伸出两只大手，一手举日，一手托月。他认为，海天为空，上有日月，正是武则天的圣讳“曌”字的图解。
“宝雨经变”之谜被揭破，是他关于壁画内容研究的成果之一。1983年10月29日，《光明日报》以《莫高窟321窟南壁上画的是什么？敦煌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史苇湘拨开了迷雾》为题，报道了这一成果。
1986年5月，史先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撰写了一篇题为《敦煌佛教艺术在历史上是反映现实的一种形式》的文章。此文在1986年《敦煌研究》第二期发表后，很快就收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是他的一位老同学给史先生来信抱怨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教条”。院里有些年轻人，也认为史先生“古板”，现在还唱“老调子”，不够开放。另一种反应认为，在对外关系和国际统战成为热门话题的今天，史先生能够坚持以物质为基础，研究上层建筑，实在难能可贵。虽是一家之言，但确实值得祝贺。一家杂志社的一位编辑，曾为此发来了贺信。
史先生认为，人们对敦煌石窟艺术，不应该热衷于短期利益和轰动效应，而应该采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有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标准。不能像过去那样：运动来了，是打倒对象；僧人来了，是崇拜对象；专家来了，是审美对象；而旅游开放，又成了赚钱对象。我们应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弄清宗教同艺术的关系。因为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应将历史的真实，原原本本地告诉人民。
1989年6月，史先生应“国际交流美术史研究会”的邀请，出席了在日本京都举行的该研究会第八次会议。
参加会议的总人数近30人，日本学者占绝大多数。只邀请了两位中国学者参加，一位是曾对元代人物故事画做过若干研究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系主任、副教授薛永年先生；另一位就是对佛教美术和佛教人物故事画深有研究的史苇湘先生。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日本的说话画与中国相对应的人物故事画的关系，希望能够以日本的说话画涵盖中国的人物故事画。
这一概念，经日本绘画史权威在几年前提出后，西方已有人接受，这次会议按照召集者的意图，似乎是进一步确立推广由日本学者提出的这一定义，而且好像很希望中国学者能够接受。
会议前几天，集中讨论佛教题材的日本说话画，史先生应邀发言较多，成为讨论中发言的中心，颇受日本学者重视。当史先生以充分的论证，表示了不同意以“说话画”的概念，涵盖中国人物故事画的看法时，提出这一概念并希望通过此次会议使中国学者认同的日本学者也表示了“既然中国学者不赞同，说明自己需要反思”，准备收回向中国推广这一概念的想法。
史先生在这次会议上，除讨论即席发言外，还宣读了自己的论文《敦煌石窟故事画在中国美术史上的价值》，获得同行专家的好评。
早在1981年开始试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时，他本人严以律己，自谦地申报为副研究员。但由于他对敦煌研究事业的突出贡献，所里的同仁和各级评委会，一致同意提议评他为研究员。1982年4月，报经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史苇湘先生晋升为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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