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壁画的活生生档案

196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资料室成立后，史先生放弃了自己心爱的绘画专业，专门从事资料工作，并被所里指派为资料室负责人。鉴于当时发现的壁画内容和纠正错定的洞窟时代，他再三向当时的所领导进言，进行石窟内容的全面调查和大事年表的编纂工作，幸被采纳。

他认为，对于敦煌艺术的内容、形式、源流、价值，他们这些非常熟悉形象思维的人不亲自动手，它只能成为某些学科的附属物，而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学科。除了自己“下海”，别无“不二法门”。

史先生有着强烈的渴求欲，急切地探索着莫高窟的壁画是怎么画的。他承认，考古、考证、考据是第一义的认识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敦煌艺术研究，还有多种认识途径。他崇尚“格物致知”，认为接触事物（“格物”），是获得知识（“致知”）的重要方法。

因此，他通过长期的临摹工作，脑海里装满了造型独特、风度典雅、形象优美、神态各异的极为丰富的形象资料。这就为他日后进行敦煌石窟研究，打下了深厚的认识基础。

临摹壁画，是他成为“活档案”的一个原因。

早在1949年，他就开始进行核对、补录各个洞窟题记的工作。他凭着一个25岁青年的体力，在流沙遍地、失去栈道的数百个洞窟之间，艰难地跋涉。同时还要克服洞窟光线昏暗以及自己眼睛近视等重重困难，逐个洞窟、逐面墙壁，吃力地寻找着一条条字迹模糊的题记。经过长时间的奔波，他完成了100多个洞窟的调查核实工作，把一条条题记，通过核对、补录，印在了自己的脑际，使他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抄录题记，是他成为“活档案”的另一个原因。(www.xing528.com)

从1964年起，所里决定由史先生负责全面复查洞窟内容。以表格形式，一无遗漏地著录全部492个洞窟。从修建年代到洞窟形制，都要逐一填写清楚。特别是壁画内容最为丰富的洞窟，要按前室、甬道、主室中心柱、顶部及窟顶四坡、东西南北四壁，依次叙述。并要说明残缺、毁损、剥落和模糊的程度。

在复查过程中，他不仅订正了一些过去错定的内容，还有许多新的发现。在内容上，他发现了一批早期的《愚贤经》故事画和晚期的《愚贤经变》《福田经变》以及“佛教史迹画”等。在年代上，他增加了“长安二年”一条。从468窟重修“丁卯年”题记，推断出一个最早的“五代年记”。

在史先生直接指导下整理成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比之过去的几种版本，洞窟齐全，内容完整，体例统一，定名和断代都比较合理，并编制有索引以备查检。

经过长时期的不懈努力，史先生从纵的方向，搞清了长达千年、包括10个朝代的造窟历史；从横的方向，弄懂了492个洞窟，45000多平方米壁画和2000余身彩塑的全部内容。在宏观上，他了解了整个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东千佛洞、水峡口、五个庙等570多个洞窟的概貌；在微观上，对莫高窟的每一个洞窟，每一面墙壁，每一身塑像都了如指掌。他撰写了长达40000多字的长篇著作《关于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对莫高窟的全面情况，作了详尽的介绍。

撰写总录，是他成为“活档案”的又一个原因，而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可以说，他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比如临摹壁画，抄录题记，撰写总录，博览强识，把莫高窟所有洞窟的全部内容，经过浓缩，装在自己的脑子里，成为名副其实的“活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