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摹敦煌艺术的青年美术工作者呼吁社会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在饱览了280多个洞窟之后，他就加入了从临摹入手的研究行列。

当时的莫高窟，千疮百孔，荒凉破败。尽管经过几年的抢险、补危，但仍如杯水车薪，收效甚微。由于经费、人力、交通、物资样样奇缺，好心的愿望只能写在纸上。眼看着冬天的积雪，秋天的暴雨，夏天的骄阳，春天的狂风，威胁着每一个洞窟的甬道、窟门和下层洞窟，不知有几千平方米的宝贵壁画被大自然吞噬。许多下层洞窟被积沙壅到窟口，三四米高的大窟门被填得只剩下一条10公分的缝隙。至为宝贵的藏经洞，就是被这不知多少岁月的风沙雨雪逐渐撬开的。王道士的所谓“发现”，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原因。

当时的莫高窟，实在苦不堪言。窟区距敦煌县城25公里，各种生活必需品，都得到县城去买。没有汽车，只有通过原始的畜驮人背的方式，以求温饱。但以段文杰为首的这批青年美术工作者，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进行临摹，目的就是通过将来的展览，用敦煌艺术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向社会呼吁，像张大千、王子云、常书鸿诸位先生所做过的那样。但是，当时一些有重要壁画的洞窟，大多道路不通，孤悬在崖壁上。敦煌遗书中所说的“悉有虚栏通达”的栈道，早已被焚毁，只剩下崖壁上的梁孔、椽孔，证实确曾有过栈道存在。要临摹一幅壁画，就是一次艰苦的体力奋斗。史先生到莫高窟不久，就参加了搬蜈蚣梯的活动。一群男女青年，为了送一个同志到没有道路的高层洞窟去工作，大家齐心协力，搬运一根五米多长的独木梯。粗壮的圆木上，钻有距离相等的圆孔，插入一根根短圆木，像一条百脚蜈蚣。先将这种梯子的一头放进洞口，上去一个人，再用绳子把画版、画架、颜色箱、水瓶，一一吊上去。这在当时是一件很有趣的集体活动。为了竖起笨重的梯子，大家吵吵嚷嚷，喊着号子，有说有笑，打破了石窟的静寂。只有到了敦煌，亲身实践，才能懂得古代画工的辛苦。要征服一面又一面4～5米乘以5～6米的壁画，没有摩顶放踵的吃苦精神，俯仰伸屈的坚韧劳动，是画不出来的。

十月的晚秋季节，莫高窟的树叶在一片一片地飘落。前几天还是一片赭黄色的丛林，逐渐变成一片灰褐色，银白杨的树干和枝条，完全裸露出来，衬着湛蓝的天空，在阳光下格外耀眼。河谷的秋风虽然已有寒意，窟内却还暖和，罐子里的水还没有结冰，颜色在纸上还可以铺开。这时候，临摹工作还在进行。

史先生在学校是一个勤奋的学生，参加工作后，又是一个十分要强的青年美术工作者。

1949年1月，他就成为当时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一名实习员。

1954年，由文化部文物局授予他助理研究员的专业职称。

1956年3月，他的油画参加了“甘肃省首届青年美展”，获得二等奖。同年又入选“首届全国青年美展”，获三等奖。曾由文化部发给奖状。(www.xing528.com)

他同所内专事临摹的同仁一起，每年4至10月，就是进洞画画。那时临摹无所谓上下班，吃饱肚子就上班，肚子饿了才下班，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任务紧急时，晚上还要加班。当时又不通电，没有电灯，只能提着煤油马灯，向壁画“宣战”。夏天，早晨阳光可以照进洞窟，为了赶阳光，就提前上班。以后慢慢有了汽灯，工作环境开始有所改变。

但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厄运也不可避免地降临到他的身上。1958年，他遭受无妄之灾，被错定为右派。从此，他同一切名利荣誉绝缘。降了级，生活上遇到了困难。他只能“上洞面壁临摹，下窟埋头经史”。他认为，只有掌握研究的主动权，才能成为莫高窟的主人。

在这漫长的十三年间，他临摹了各个时期的壁画代表作，参加了285窟、217窟、榆林窟25窟的整窟临摹。还临摹了249窟的窟顶，220窟的《维摩诘变》，172窟的《观无量寿经变》，445窟的《剃度图》，156窟的《宋国夫人出行图》等。

数字是公正的，也是最有说服力的。

根据案头的资料显示：从新中国成立前的1948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61年，史先生共临摹壁画132幅，与人合作95幅，共计227幅，面积达101.07平方米。全所同期参与临摹的有43人，临摹壁画2186幅，1111.22平方米。每人平均50.8幅，25.84平方米。史先生完成的幅数，占总幅数的十分之一，相当于4个人的工作量，而面积比三个人完成的还要多。

他的临品，多系上乘佳作，曾多次被运往北京和全国不少大城市以及国外展出，获得同行和专家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