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秋，史先生考进四川省立成都艺术专科学校，学习油画专业。
同年冬季，张大千先生“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在成都开幕。史先生想看展览，又买不起门票。正在为难之际，他的老师李有信先生对他说：“展场需要服务员，我可以介绍你去工作。”于是，由李有信先生介绍，史先生到展场去服务。
史先生回忆说：“我去后，张大千先生对我很是热情。他亲自领着我，把所有的展品逐一看了一遍，并把展出的每一幅画都给我作了详细讲解。张先生问我：‘你是学什么的？’我说：‘学绘画的。’张说：‘你要做一个中国画家，一定要去西北敦煌。’张大千先生的临本，是以自己精深、睿智的艺术慧眼理解、研究过的艺术珍品。他的指点，使我长了许多见识。经过张先生的介绍，我才对敦煌有所了解，也才对灿烂辉煌的敦煌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史先生的夫人欧阳琳先生，1942年秋考入四川省立成都艺术专科学校，攻读漆漆工艺。她为人本分、忠厚，埋头苦读，善于钻研，很有正义感。
1944年，他与她相识。
她的老师沈福文先生，是常书鸿先生的朋友，被常聘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研究员。
1947年她毕业后，沈老师告诉她：“你们找不到工作，还是去敦煌吧！敦煌需要搞临摹的人。”于是，她和他商量后，就下了去敦煌的决心。
为了筹集去敦煌的路费，她把自己心爱的实习佳作——一对高脚漆盘，拿到美国人办的一个名为“指利社”的俱乐部去展销。这对漆盘大约卖了40美元，解决了大部分路费问题。不足部分，由史先生资助解决了。
于是，她相约了一男二女共四位同学，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在1947年9月到达莫高窟。(www.xing528.com)
她是敦煌研究院坚持下来的老同志中，来得最早的一位女同志。
他由于入学比她晚一年，还在学校读书。她和他，一个北上，一个南下，天各一方。纯洁的纸笔，交流着他们的感情；绿色的信使，牵动着两颗热恋的心。鱼雁还往，十分频繁。
1948年秋他毕业后，由于真挚爱情的魅力和对共同事业的向往，他毅然决然弃家北上。
400多个危岩破洞，一部残缺不全的《二十四史》，几座凋零破烂的寺院和马棚，就是当时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真实写照。但是，窟内却是另一番景象。那些被人们几乎遗忘了的伟大的艺术，每天都在强烈地吸引着他，震撼着他，使他忘却了窟外荒凉、贫困的世界。
她和他同庚，都于1924年出生于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四川省。他们从相识，进而恋爱，直到1950年春，这对恋人终于结成伉俪。笔者采访时的1990年3月，正是他们结婚四十周年的“红宝石婚”纪念日。
40年来，他们一直是一个美满、幸福、和谐、平等、亲密无间的家庭。虽然，黑白相间的银发，已经代替了满头青丝，豆蔻年华已让位于花甲老人，但他们热爱艺术、献身艺术的决心，是始终不渝的。
他们生有两位“千金”，分别姓父母的姓氏。长女姓史，名敦宇；次女姓欧阳，名煌宇。孩子的名字也嵌入了“敦煌”二字，足见两位老人对敦煌的浓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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