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转化：从研究业迹到理论研究

壁画彩塑的临摹，是一项艰苦的艺术活动。临摹前，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通过临摹，又加深了对壁画彩塑的认识和理解。因此说，临摹过程，也是个研究过程，是深层理解研究的基础。30多年前，郭沫若先生就把敦煌壁画的临品称为“研究业迹”。就是说，临摹工作不是单纯地依葫芦画瓢，而是一项艰苦的学术性研究工作。

段先生有着长期从事临摹的实践经验，所以他的理论研究一起步就站到了相当的高度。他的思想也随之得到升华。

196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接触了理论问题。当时领导给了他一个研究任务，即研究敦煌服饰。段先生是学美术的，历史不是他的专业，对服饰史，更未接触过。但是，他硬着头皮，接受了这个研究任务。他首先通读《舆服志》，同时大量阅读服饰史论文，此外，向专家特别是考古专家学习，并注意了解服饰史的新资料。他花了1年多的时间，翻阅了100余种资料，摘录了2000多张卡片。他这个服饰史的外行，初步理出了中国衣冠服饰的发展概况。他把敦煌壁画中的服饰纳入历史发展系列，进行深入探讨，准备写一本敦煌服饰的书。但是，由于“十年浩劫”而搁浅了。

1972年，他正式转入理论研究，对敦煌艺术的源流、民族风格、艺术成就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涉猎了丝路的历史，佛教思想史，以及马列和毛泽东关于文化艺术遗产的理论；并对我国的主要石窟进行了参观考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他逐步形成了自己对敦煌艺术的看法：在我国民族传统的基础上，采用了外国的佛教题材，并吸收了外来佛教艺术的有利因素，创造出新的具有中国气派、民族风格的中国式的佛教艺术，逐步澄清了形形色色的敦煌艺术“西来说”谬论。1983年11月28日，《光明日报》以《段文杰经过长期考证得出结论——敦煌壁画是自成体系的中国式佛教艺术》为题，报道了这一科研究成果。报道指出：

“段文杰的结论是：敦煌壁画从一开始就不同程度地具有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经过历代艺术家们和能工巧匠的努力，形成自成体系的中国式佛教艺术。”

多年来，段先生热心为来敦煌学习民族艺术遗产的美术院校师生讲授敦煌艺术的内容、形式和艺术成就。近年来，他还在兰大历史系作过二三十个小时的敦煌石窟艺术讲座；给中央美院美术史系、雕塑系的研究生讲过敦煌壁画和彩塑。(www.xing528.com)

1980年以来，段先生撰写了将近30篇论文，大约30多万字。主要有：《敦煌彩塑艺术》《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敦煌早期壁画的民族风格和外来影响》《张议潮时期的敦煌艺术》《早期的莫高窟艺术》《形象的历史》《唐代前期的莫高窟艺术》《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试论敦煌壁画的传神艺术》以及《道教题材是如何进入佛教石窟的》等。最近，甘肃人民出版社还为段先生出版了专著《敦煌石窟艺术论集》。这些文章与著作，对敦煌艺术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新的观点，取得了新的成果。他的这些成果，代表了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的新水平。

他的文章言之有理，考之有据，深得国内外学者的赞赏。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教授兼科研中心敦煌研究组主任苏远鸣先生，1982年6月给段先生来信说：“贵所所编《敦煌莫高窟》，由平凡社出版之日文版，印刷精美，资料丰富。尤其大作《早期的莫高窟艺术》，行文深入浅出，内容广博，见解独到，诚为杰作。”

他的成就，确实来之不易。正如一位非常熟悉他的老人说的：“他的成果，是从石头缝里抠出来的。”

由于段先生在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方面所做的突出贡献，1982年经过同行专家评议，并报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晋升他为研究员。1983年全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上，他又被选为副会长。1986年他被日本东京艺术大学聘为名誉教授，同年荣获日本东洋哲学研究所学术成果奖。

段先生已年逾七旬，但壮志未酬，老骥仍征万里途。他计划在今后的几年里，继续完成《敦煌飞天》《敦煌服饰》《敦煌壁画》等几本书的写作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