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与奋进：历经风雨的翻身仗

段先生的前半生，也是几经风雨，历尽坎坷。

1957年，正当他踌躇满志、凌云展翅之时，“反右”运动开始了，所里要把他打成右派，由于没有事实，上级未批。以后又以“反党小集团”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对他多次进行批斗。不久，便撤了他的美术组长职务，工资降了12级，每月只发45元生活费，控制使用。

在我们国家的十年动乱期间，他也未能幸免挨整的厄运。1970年，他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直到1972年才回所。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拨乱反正的任务。1979年，甘肃省委和省政府派工作组来到莫高窟，彻底平反了冤假错案，同时也推翻了强加在段先生身上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撤销了对他不公正的处理。

1980年，上级领导调整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领导班子，任命常书鸿先生为所长，段先生为第一副所长。常先生由于年事已高，体弱多病，长期在外治疗。所里的实际负责人就是段先生。1982年初，常先生升迁为国家文物局顾问，段先生被任命为所长。于是，他更有了用武之地，决心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多年来，他对于“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论调，感到内疚、屈辱和不安。他承认，由于本世纪初藏经洞被发现后，便遭到外国人的劫掠，大部分敦煌遗书被运往国外，国外的学者、专家利用这些遗书搞研究、出成果，而我国学者由于缺乏资料，对敦煌遗书的研究相对落后了，但他不甘落后，决心急起直追。他想，作为炎黄子孙，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就对不起祖国和人民。一定要下决心打翻身仗，扭转这种不光彩的局面。

在他那魁伟的体态中，蕴藏着开拓进取、坚毅无畏的性格。他动员全所人员：“我们大家要憋着一股劲，打好翻身仗。奋发努力，多做贡献，洗雪国耻，为国争光！”

一位被段先生领导过的同志评论说：“段院长为人正直，事业心强。对所里的事，敢抓、敢管、敢说、敢设想、敢负责。经常主持所务会议，拍板决定重大问题。”这“五敢”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这就是创造精神、开拓精神，只要有了这种精神，困难也会向他低头的。

段先生认为，要振兴敦煌，必须首先解决人才问题。因此，他在这方面花费了很大精力，付出了不少心血。(www.xing528.com)

他首先想到的是，从社会上招收合适的人员。在上级党委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敦煌文物研究所从1981年以来，先后分三批招聘了36名工作人员。这批同志大多是高中毕业，积极向上，聪明好学，为所里增添了新生力量，补充了新鲜血液。但是，这部分同志，多数被分配搞讲解和导游，而缺少研究人员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于是，段先生又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招聘专业人员，得到所里其他领导的支持和上级的同意。

1982年2月的一天，《光明日报》上刊登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招聘研究人员的广告。很快就有360多人报名应聘。段先生又同所里主管领导一起，审阅申请来所人员的论文和作品，同申请来所的同志亲自谈话，为招聘工作呕心沥血。最后，所里经过研究，派专人到外地对应聘人员进行考察了解。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通过招聘的形式，正式选调了10位同志。他们中，有专长外语（包括英、日、德语）的同志，专门从事国外敦煌学研究论著的翻译工作；有中文系的大学毕业生，从事遗书研究和编辑工作；有的同志对佛学研究有浓厚兴趣，就研究佛学理论；也有的同志是学医的，能够把自身业务同遗书中有关医疗的论著结合起来研究。总之，这10位同志，都有相当的专业水平，对于宣传敦煌和敦煌研究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段先生常想，要打翻身仗，光靠所里的人力是不行的。要把研究工作搞上去，就必须是：既要壮大自身的力量，又要组织社会力量，共同来搞。于是，他们经过研究，采取个别联系，同行推荐，专家考核等办法，聘请了一批兼职研究人员。这些同志，大都四五十岁，年富力强，高智力、高文化结构，本职又是从事教育和理论研究工作，热爱敦煌研究事业，具有真才实学，而且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现在看来，这是一种聚集人才的好办法，使有志于敦煌事业的人，都能为敦煌研究事业贡献力量。

“欢迎大学生到敦煌来”，是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段文杰先生1983年在北京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所谈的主要内容。1983年夏季，四川大学的宁强和重庆师范学院的罗华庆即将毕业。他们两人有志于敦煌事业，分别给段先生写信，要求来敦煌工作。段先生收到信后，十分高兴。经报有关部门同意后，宁、罗两位同学来到敦煌。他们自愿到艰苦地区工作的可贵精神，得到了人们的赞许，报纸上还发了消息。1984年，又有北京师范大学的赵声良、西北师范大学的杨森等同学，自愿来到敦煌文研所。以后还有一些同学，读了1983年6月28日《中国青年报》上登载的对段先生的专访后，要求到敦煌来。段先生说：“凡是有志于敦煌事业，自愿要求到敦煌来的大学生，我们都欢迎！”

段先生很有远见。他针对所里后继乏人的问题，狠抓智力投资，决心培养人才。几年来，他利用同志们发表文章的稿费提成，中日合作出书的版费，出外展览敦煌壁画的临本租赁费等办法，千方百计筹集了一笔资金，专门用于智力投资。截至目前，已送出34位同志分别到北京、西安、沈阳、兰州等地的高等院校，进行美术、历史、考古、外语的进修提高。还有7人赴日本留学和充任客体研究员。他们中，有的已经学成回所，逐步成为所里的业务骨干。

对于所里的在职人员，段先生和所里的其他领导人都注意了对他们的培养提高。主要途径有：举办短期训练班，利用冬季游人稀少的时间进行冬训；所内举办各种讲座等。对于文化层次较低的同志，先后开办了高中语文和外语学习班，组织他们开展了业务与文化的学习。

不仅如此，段先生还耐心地亲自培养年轻人。1984年8月27日晚，笔者在段先生家中做客。闲谈之间，忽然走进一个人来，手里拿着一幅画。他是研究所里的青年美术人员。他按所里的布置，临摹了一幅画，已经完成，送请所长审阅。段先生仔细地观看了他的画，并且耐心地指出：琵琶漏了画弦，应该补上；人物脚趾上的横纹，像是浮在上边的一条线，再用淡墨描一下；被毁的地方同壁画的连接处画成了平面，接口应有立体感。那个青年美术工作者一边听，一边抿着嘴笑。心想，所长看得真细，但他的指点，确实使自己受益匪浅。

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1979年60多人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成为现在拥有将近200人的敦煌研究院，仅专业人员就有120多人。经过专业技术职务的首次评聘，他们现有研究馆员5人，副研究馆员14人，馆员28人。同1979年前只有1名研究员，1名副研究员，4名助理研究员相比，增加了将近7倍。这支队伍已引起国内外专家们的广泛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