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志愿研习人物画

段先生出生于优美的鱼米之乡──四川绵阳。1940年，他考入重庆国立艺专学中国画。那时不少名教授都是山水花鸟画专家，讲起课来不是兰竹，便是花鸟。当时的段先生对花鸟画并无反感，但他想的更多的是，在这国难深重、民族危亡之际，自己究竟应该做什么？

段先生回忆这段学历时说：“我的志愿是学人物画。只有人物画才能直接表现现实世界，才能揭示人类创造世界的历史，才能鼓舞人们去反抗侵略，挽救民族危亡。”

可是，到哪里去学人物画呢？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接触了敦煌壁画。“那是1944年的事了。”段先生说，“那年初夏，张大千先生在重庆举办敦煌壁画展览，我从果家花园跑了二三十里路，到上清寺去参观。进入展厅，鲜艳夺目的人物画强烈地吸引着我：飞天、伎乐，比真人还高的菩萨，四大天王和唐代供养人，特别是画在布上的巨型经变的宏伟场面和新颖的境界，这一切都是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唐伯虎、仇十洲、费晓楼的条幅、横卷、册页，虽然有其艺术价值，但却无法与敦煌壁画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相比。于是，我下决心去敦煌向古人学习。”(www.xing528.com)

1945年夏季，他从艺专毕业后，借了路费，约了同学来到兰州。那时，正值抗战胜利，国民党当局明令撤销了当时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的美术工作者纷纷弃敦东归，堵死了他去敦煌的道路。他抱着“不到黄河心不甘”的决心，耐心地在兰州等待。

1946年，由于画家们的临摹介绍，有识之士倡议进言，学术界的大声疾呼，国民党当局又恢复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先生重返敦煌。同年七月，段先生便在兰州加入了这支重新建立起来的美术工作者队伍。中秋节前夕，他们到达了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当汽车刚刚停稳，他激动的心情实在无法抑制，便跳下车一头钻进了洞窟，贪馋的目光四处扫视，就像“饿牛闯进了菜园子，饱餐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