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8月，正值丝绸之路的黄金季节。万里副总理在甘肃省省长贾志杰的陪同下，视察了莫高窟。
8月19日上午9时，万里副总理由贾志杰省长和省上有关部门领导陪同，来到莫高窟。万里同志对同行的人说：“这（指莫高窟）是国宝，一定要保护好。”同行的各位领导频频点头。
当路过售票处时，万里同志说：“参观都要买门票，不能特殊。”万里同志一行，买了20张门票，凭票进洞窟参观。
万里同志看到秘书给他的门票时问：“门票一张多少钱？”段文杰院长答：“甲票4元，乙票5角。按规定中外一体，自由购买。甲票派说明员陪同并讲解。”
万里同志说：“票价太低。4块钱，还陪一个人讲一天，你们就没有什么收益了。乙票5角也太便宜。你们可以调整价格，票价与国宝价值不相称。”
敦煌研究院正副院长段文杰和樊锦诗，一面陪同万里副总理参观，一面进行讲解。他们利用半天的时间，参观了10多个洞窟。
当走到洞窟前面时，段文杰院长向万里副总理介绍说：“洞窟加固工程，是周总理亲自批的。拨款一百万，由铁道部工程队施工，质量很好，能承受7级地震。”
万里同志说：“好。周总理决定得好，有远见。”
万里同志看到洞窟内的玻璃屏风时说：“这样好，可以防止游人用手触摸或擦伤壁画，但上边还可再高一点，下边还可再低一点。”
段文杰说：“这是香港爱国人士邵逸夫先生捐款安装的。捐款时他就说明，用于直接保护壁画。”
万里同志说：“玻璃屏风保护壁画好，看得见，摸不着。邵逸夫先生做了一件大好事，应该宣传。（有人插话：报上已经报道过。）我要是见他，一定要表扬他。”
万里同志对莫高窟的管理工作总的来说比较满意。他说：“管理还可以。”
19日晚，在万里同志下榻的敦煌宾馆，敦煌研究院段文杰和樊锦诗同志，向万里副总理汇报了莫高窟文物保护的情况。甘肃省省长贾志杰同志也在座。
万里同志在听取了敦煌研究院的汇报后说：“我这几年脑子里老想敦煌文物保护问题。有什么办法，既保护文物，又搞好旅游开放。不开放不行，这是国家政策。但开放又对文物不利，阳光进去了，人吐出的二氧化碳，都对文物不利。你们有什么办法？”
段文杰院长说：“我们现在首先用邵逸夫先生捐款安装玻璃屏风，防止人们直接触摸壁画，实行限制性开放。对外宾只开放40个洞窟。限制进洞人数，一次不超过20个人。但实际上往往超过规定人数。有时来的团组太多，致使洞内拥挤混乱，这还要和旅游方面协商配合才行。”
万里同志说：“旅游上，不能光想到赚钱，还要想到文物。文物保护要搞现代科学方法。意大利、法国对壁画保护都搞得很好，你们有没有人去学习？有些还可以跟他们合作。”
段文杰说：“我们有一位同志去参观过，没有派人去学习。”
万里同志说：“你们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没有联系？像敦煌这样举世闻名的艺术宝库，他们是会援助的，很可能还会派人来。”(www.xing528.com)
段文杰说：“198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辛格曾来敦煌，答应对我院文物保护工作予以援助，但至今没有消息。”
万里同志到敦煌研究院新建的办公楼休息时，段文杰院长向万里同志汇报了两件事：“一是去年日本给我国捐赠保护文物经费人民币50万元，起初说给我院，但后来又给了别人。我们根据原来的决定，买了一批进口的保护文物的科学仪器，现在没钱提取这批器材，大约需要100万元。二是为了发展敦煌文物事业，1984年甘肃省委、省政府决定：扩大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立敦煌研究院，一院两地，统一领导，在兰州建立一个院部，以便聚集人才，解决工作人员后顾之忧。”
万里同志说：“这个我知道。”
段文杰继续说：“现在兰州院址已经选好。原来省上批了560万元，现在大约需要1000万元才能建成。请求中央支持。”
万里同志听了汇报后说：“你们属于文化部系统，写报告给文化部，他们会转上来。我不管钱，但我可以说话。新部长王蒙是个作家，副部长高占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高占祥来过没有？（段回答：没来过。）他应该来，我回去叫他来看看。”
万里同志回京后，就给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同志打了电话。
高占祥同志遵照万里副总理的指示，于8月28日来到敦煌莫高窟等地视察，就敦煌文物保护、搞好文物研究工作、加强经营管理、抓紧培训人才、争取外援等方面，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高占祥同志说：“省里决定建立敦煌研究院，……这关系到敦煌文物研究的前途和命运。省委、省政府对建院很重视，研究院的全体同志都很关心。作为文化部和文物局，我们当然也要尽量给予关心和支持。”并指出，“敦煌和兰州两地是一个整体。兰州不仅是生活基地，也应该是资料中心、研究中心、信息中心和宣传窗口。”
高占祥同志在敦煌一带考察了一个星期，于9月6日返京。他回京后，反馈给甘肃省文化厅的信息有以下几条：一是关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问题。高占祥说：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文化艺术可以发达，甘肃就是一个例子。二是经营管理问题。向管理要效益，向管理要生机。文艺窗口可以收费，照相也要收费，不能穷大方。文化事业在经费上要打破国包国办的现象。还可搞一些服务部。三是文物应与旅游挂钩。四是这次文化部给甘肃省拨款600万，用于敦煌研究院，剩下一个不收，超了一个不补。其中除仪器设备购置费100万外，基建费500万元，分三年拨付。
敦煌研究院的基建和仪器设备等经费，通过文化部文物局的安排，在以后的日子里逐步得到了解决。
说起邵逸夫先生，时间又要退回到1984年。
1984年3月26日，敦煌文物研究所接到国家文物局通知：一位香港爱国人士，给敦煌文物研究所捐献1000万元港币，用于建设和保护洞窟，请你们提出设计方案。
敦煌文物研究所根据当时保护洞窟和壁画方面最急迫的问题，提出了窟门、屏风、铺设水泥地等项目。据此又计算了原材料、工时费等制作了一个完整的方案，报了上去。不久就批了下来。
原来这位“香港爱国人士”，就是邵逸夫先生。
邵逸夫先生是香港著名爱国人士，一向关心国内文化教育事业。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来敦煌参观的中外人士与日俱增，时有损伤壁画的现象发生。邵逸夫先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十分痛心。为了保护好至为珍贵的敦煌壁画，他于1984年通过国家文物局向敦煌研究院捐赠了1000万元港币，专门用于保护敦煌壁画。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
敦煌研究院根据邵逸夫先生的意愿，请专家进行了设计和规划。用这笔款项，共制作安装铝合金门428个，直接保护洞窟453个，在113个洞窟内安装了1602个以铝合金为框架的保护壁画玻璃屏风，共计4379.75平方米，在窟内铺设水泥地面3500平方米。
敦煌研究院为纪念邵逸夫先生对敦煌文物保护所做的贡献，于1987年刻石立碑于莫高窟九层楼前的广场上。碑文上写着：“一九八四年香港著名爱国人士邵逸夫先生为了保护敦煌壁画向敦煌研究院捐赠港币1000万元。现在保护壁画的屏风和窟门安装工程已竣工。为了对邵逸夫先生的爱国义举表示敬意特建此幢以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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