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斯战争与巴塞尔宗教会议（1419年至1449年）

精彩看点

西吉斯蒙德与德意志—扬·胡斯在波希米亚的党派—反对胡斯运动的十字军远征—波希米亚的胜利（1420年到1422年）—波希米亚王国与波兰王国—德意志尝试改革—1427年，第四次十字军远征—1427年改革—1431年，第五次十字军远征—1431年，召集巴塞尔宗教会议—巴塞尔宗教会议的程序—巴塞尔宗教会议与教皇尤金四世的争斗—教皇尤金四世妥协—巴塞尔宗教会议与波希米亚人的协约—波希米亚内战—1434年利潘战役—波希米亚人承认西吉斯蒙德的权威—巴塞尔宗教会议的改革活动—巴塞尔宗教会议的分裂—巴塞尔宗教会议与希腊人谈判—教皇尤金四世与巴塞尔宗教会议的公开争斗—1438年到1439年费拉拉或佛罗伦萨宗教会议—法兰西王国和德意志的态度—1438年，颁布《布尔日国事诏书》—1439年，颁布《美因茨国事诏书》—1439年尤金四世下台—费利克斯五世当选教皇—巴塞尔宗教会议声望的衰退—尤金四世的胜利—罗马人民的国王与罗马教皇尤金四世的和解—1449年巴塞尔宗教会议结束—教会会议改革运动的失败

改革派在康斯坦斯宗教会议的最终失败，摧毁了西吉斯蒙德恢复德意志君主制的所有计划。尽管已有宏伟的计划，但西吉斯蒙德还是很受打击，最终调整了计划。结束康斯坦斯宗教会议后，西吉斯蒙德致力于个人和家族的利益，保卫匈牙利王国，反对土耳其人，继承波希米亚王国。几乎和哥哥瓦茨拉夫四世一样，西吉斯蒙德完全放弃了德意志和德意志人的利益。因此，西吉斯蒙德与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一世之间的友谊逐渐破裂。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一世一生的任务是恢复德意志的统一，使其免受内部分裂和外来攻击。西吉斯蒙德放弃了这一共同事业，并且调整了策略，但没有改变初衷。到目前为止，西吉斯蒙德一直在努力使德意志统一在君主制之下，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不愿意承担治理国家的责任。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一世被迫计划建立一个独立于君主制的联邦政府，也许还会与君主制为敌。在波希米亚事件中，建立联邦政府的必要性显得越来越明显。

扬·杰式卡

在波希米亚王国，扬·胡斯的死讯激起了一场愤怒的风暴，加剧了民众对德意志的敌意。西吉斯蒙德被视为一个做伪证的卖国贼，也是扬·胡斯谋杀案的当事人。即使是行动迟缓的瓦茨拉夫四世也有同样的愤怒，痛骂弟弟西吉斯蒙德破坏了自己的稳妥行动计划，命令今后任何波希米亚人都不得在外国法庭上露面，并且对要求为扬·胡斯之死报仇的党派给予特别照顾。扬·胡斯出生村庄胡西内茨领主尼古拉和杰出的军事领袖扬·杰式卡领导胡斯派在波希米亚王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他们提出的主要教义是两种宗教的共融，认为普通信徒和神职人员一样有权在圣餐礼中接受圣杯。因此，作为一个宗教团体，胡斯派接受饼酒同领派的观点。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对德意志的敌意及其对德意志人的影响上是一致的，胡斯派内部仍存在分歧。温和派（也被称为“圣杯派”）支持渐进式改革，并且希望将政治问题与宗教问题区分开来。温和派也被称为布拉格人，因为在波希米亚首都布拉格和布拉格查理大学，温和派力量最强大。1420年，温和派的要求被写进了《布拉格四条款》，成为该派公开的信条：第一，完全的传教自由；第二，所有基督徒都有权享受圣餐；第三，禁止神职人员参与世俗事务和持有财产；第四，神职人员犯罪应受世俗的惩罚。另一派是激进的民主党，被称为塔波尔派。像英国的罗拉德派一样，塔波尔派把社会问题和宗教问题混为一谈，鼓吹共和甚至共产理论。

1419年，瓦茨拉夫四世的驾崩给胡斯派与教会正统派拥护者之间的争斗增添了新的麻烦。显然，王位的继承人是卢森堡家族唯一幸存的男性—西吉斯蒙德。然而，西吉斯蒙德被认为对扬·胡斯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西吉斯蒙德继承王位的要求必然会遭到拒绝，或者只有在非常苛刻的条件下才会被接受。当时，西吉斯蒙德正在参加一场土耳其战争，于是他把波希米亚王国交给瓦茨拉夫四世的遗孀巴伐利亚的索菲娅。西吉斯蒙德很快与土耳其人达成休战协议，开始着手建造新的波希米亚王国。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一世敦促西吉斯蒙德采取和解政策，挑拨胡斯派内部的温和派反对塔波尔派，并且通过在宗教事务上做出一些让步来争取胡斯派温和派的支持。西吉斯蒙德渴望得到教皇马丁五世的支持，但马丁五世坚决反对任何对教义的异端篡改。教皇的大多数德意志顾问虽极力主张对臣民做出让步，但让步将会使臣民在未来变得傲慢和不顺从。因此，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一世的宗教让步建议被驳回。1420年3月，马丁五世对胡斯派发动了一场十字军远征，而德意志将组建一支军队来进行这场宗教战争，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决定了。

波希米亚的党派分歧立刻得到了调和，所有阶层联合起来，一起抵抗共同的敌人，而且这种抵抗取得巨大的成功。扬·杰式卡被证明是一流的统帅，不仅使军队具有常备军的凝聚力和纪律性，还开创了中世纪战争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战争中对大炮与辎重车的使用。大炮和辎重车形成了一个可移动的堡垒，防御力和进攻力同样强大。反对扬·杰式卡的德意志军队是来自各个国家的封建征兵，没有共同的兴趣或热情，也不遵守共同的纪律或听命于共同的指挥官。1420年、1421年和1422年，在一场场战役中，德意志人一败涂地。一位同时代的人说，德意志人对异教徒深恶痛绝，但德意志人不敢攻打他们，甚至不敢直视他们。

1422年，第三次十字军远征失败后，波希米亚王国被放任自主发展了五年。1421年，胡斯出生村庄胡西内茨领主尼古拉去世；1424年，扬·杰式卡被瘟疫夺去了生命。激进派的领导权移交给了几乎没有能力的胡斯派军事指挥普罗科普。随着外部危险的消除，各党派团结在一起的纽带也就被打破了。旧的分裂和争斗重新出现，国家成为恐怖内战的牺牲品。通过把王位让给波兰国王雅盖沃，波希米亚人试图来确认斯拉夫民族反对德意志的共同利益。然而，雅盖沃担心与异端分子结盟而危及自己的地位。尽管雅盖沃的弟弟科里布特曾被派往波希米亚，但在德意志边境建立强大的斯拉夫君主制的机会还是被错过了。

瘟疫夺去了扬·杰式卡的生命

与此同时，接连的惨败给德意志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布雷西亚战役充分暴露了德意志军队的弱点。然而，镇压胡斯派的失败证明了德意志的军事体系和政治制度一样腐朽。像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一世这样比较爱国的诸侯，不得不考虑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恢复君主制的权威是解决混乱最有效的办法，但对西吉斯蒙德的普遍不信任使这一点很难实现。霍亨索伦家族与卢森堡家族的古老联盟已经结束。1422年，阿斯坎尼家族最后一位萨克森选帝侯阿尔伯特三世去世，没有留下继承人。过去，西吉斯蒙德可能对增加领土和提升对主要支持者的政治影响力等机会兴趣盎然。然而，自康斯坦斯宗教会议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霍亨索伦家族的主张被忽视了；西吉斯蒙德把空缺的选帝侯授予了韦廷家族的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一世，这标志着西吉斯蒙德与勃兰登堡选民之间的最后决裂。在试图修改德意志宪法的过程中，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一世发现自己与赞助人西吉斯蒙德背道而驰。1422年，在纽伦堡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提议组建一支由雇佣兵组成的军队来代替封建军队，并且通过征收百分之一的帝国税来支付这笔费用，这就是所谓的“百分之一便士”。然而，城镇的人反对这个计划，他们担心自己将不得不支付这笔钱，而诸侯会把钱装进自己的口袋。1424年，选帝侯之间形成了一个类似于首领联合的紧密联盟。对这种公然无视权威的做法，西吉斯蒙德十分愤怒，准备与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一世及其支持者开战。当战争爆发的消息传来时，曾经一直满足于守势的胡斯派已开始入侵邻近的德意志省。教皇马丁五世受到鼓舞，为十字军远征的成功做出进一步努力，任命英格兰国王亨利六世的叔叔贝德福德公爵约翰为教廷使节，来加强德意志的军事力量。1427年4月，在法兰克福的一次会议上，以往的军队招募模式被废弃，实行每二十个成年男性抽签选择一个的方式。本希望以这种方式来消除省级间的嫉妒，但仍成了致命冲突的来源。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一世将担任总司令，但财政困难依然存在。提议的税种没有一项能够通过，最后不得不求助于教皇马丁五世批准的十分之一税和对犹太人征收的人头税。

教皇马丁五世

贝德福德公爵约翰

1427年征募的军队是历次十字军远征中规模最大的，但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当得知普罗科普及令人畏惧的塔波尔派即将到来时，十字军仓皇而逃。逃散途中，十字军士兵遇见了贝德福德公爵约翰。贝德福德公爵约翰恳求士兵返回，但无人听从。盛怒之下，贝德福德公爵约翰把帝国的旗帜撕成碎片，扔在地上用脚踩。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完全无视作为教廷使节的贝德福德公爵约翰，士兵惊慌失措地逃窜。

这次失败是迄今为止十字军经历过的最可耻的失败。在这一背景下，新会议在法兰克福召开，并且迅速采取了影响广泛的改革措施。定期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一般的人头税则根据社会等级逐步增加。由此产生的收入由地方代表征收，然后交付给中央政权，但这个中央政权并不是德意志的君主制政权。军队的两位总司令贝德福德公爵约翰和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一世将得到九人委员会的协助。该委员会由六名选帝侯各提名一人和三名帝国城市代表组成。九人委员会被授权招募新军队，或者征收额外税收。这样的安排相当于罢免了西吉斯蒙德，将权力移交给这个九人委员会。然而，改革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分裂的力量太强大了，很难被战胜。改革所需的资金严重不足，因此，既无法招募军队，也无法筹集到装备。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一世被迫采取一贯赞成的谈判策略，因为他清楚地看到，对波希米亚的每一次入侵都增强了极端派的力量，而解决问题的唯一希望在于将温和派拉到德意志阵营来。然而，西吉斯蒙德的犹豫不决、德意志诸侯间的不和及教皇的固执让谈判一拖再拖。

1429年，贝德福德公爵约翰受命领导一次新的十字军远征，但他发现有必要派遣自己征召的法兰西服役军队来解除国内反对者的武装。教皇马丁五世非常愤怒，但无能为力。1430年，马丁五世让朱利安·塞萨里尼代替贝德福德公爵约翰成为枢机主教。1431年，根据1427年制定的招募原则，一支德意志军队集结起来。1431年8月，德意志军队越过边境，在陶斯城墙下扎营。然而，当普罗科普赶来应战的消息传来时，曾经的恐慌袭上士兵心头，他们再次仓皇而逃。随着所谓第五次十字军远征中陶斯战役的失败，用武力粉碎胡斯派的最后一次努力宣告结束。这场战争已持续十二年，并且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了地方分裂的危害。然而，两个世纪过去了，德意志人仍然没有意识到国家的责任和利益。从这一刻起，恢复东欧和平的唯一希望就被寄托在下一次宗教会议上。

康斯坦斯宗教会议最重要的法令之一就是规定了未来议会的程序。尽管马丁五世对这一安排抱有极大的怀疑，但不敢完全置之不理。第一次会议在1423年召开，先是在帕维亚，接下来在锡耶纳。参加会议的只有意大利教士，他们很容易控制。会议结束时，没有通过任何重要法令，只有1431年的巴塞尔宗教会议通过的重要法令。随着时间的迫近，马丁五世开始对阿尔卑斯山脉那边的另一次宗教会议充满恐惧。然而，欧洲的情况太混乱，允许波希米亚胡斯派异教传播的危险太大了。冒着疏远德意志的风险，马丁五世改变了会议地点。1431年2月1日，马丁五世下令宗教会议将于1431年3月4日召开，并且任命枢机主教朱利安·塞萨里尼为代表主持会议。1431年2月20日，马丁五世辞世，留下继任者尤金四世面对未来的危险和困难。

尤金四世

很少有教士在指定的日子出现在巴塞尔。然而，德意志人在陶斯的失败突然使巴塞尔宗教会议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它提供了缔结和平条约的唯一契机。1431年9月，枢机主教朱利安·塞萨里尼从波希米亚来到巴塞尔。从那时起，参会人数迅速增加。巴塞尔宗教会议召开的程序与方式是首先要考虑的。参会者决定放弃在康斯坦斯宗教会议时采取的按国籍分组讨论的做法，理由是国家间的嫉妒会削弱会议的团结。巴塞尔宗教会议将被分成四个代表团，由每个国家的代表组成。每一个代表团都要审议一个单独的议题：一是恢复和平；二是教义和信仰事项；三是教会改革；四是宗教会议的一般事务。一个代表团讨论完一件事后，决议将被提交给全体总会议，由代表团进行投票。如果投票结果相同，将重新组成代表团，并且重新讨论这个议题。十二人委员会负责代表团的人员组成及选举权审核问题。一开始，十二人委员会就采取了扩大选举人员组成的思路，使议会开始具有一定的民主性质。康斯坦斯宗教会议中，大主教和大学要员是主要的力量，而在巴塞尔宗教会议中，权力则落在了大众神职人员的手中。

巴塞尔宗教会议最紧迫的任务是与获胜的胡斯派进行谈判。在枢机主教朱利安·塞萨里尼的建议下，巴塞尔宗教会议决定邀请波希米亚人派代表到巴塞尔。这在罗马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因为罗马人对来自波希米亚危险的感觉并没有那么强烈，而对任何与被逐出教会的异教徒打交道的偏见才是最强烈的。教皇尤金四世远不如前任马丁五世那样谨慎、有政治家风度，他决定马上制止波希米亚人派代表参加巴塞尔宗教会议。1431年12月18日，尤金四世发布诏令解散巴塞尔宗教会议，并且决定十八个月后在博洛尼亚召开另一次宗教会议。在巴塞尔宗教会议的和平讨论气氛中，这份诏令像炸弹一样爆炸，根本没有想到教皇可能会对此感到不快。沮丧过后，枢机主教朱利安·塞萨里尼决定进行抵抗，因为他深信，巴塞尔宗教会议的解散将导致德意志的彻底分裂和胡斯派的胜利，他于是写了一封真诚的信来说明自己的立场。西吉斯蒙德和所有热爱和平的诸侯都大力支持巴塞尔宗教会议。因此，巴塞尔宗教会议能够坚决反对教皇尤金四世的诏令。1432年2月，巴塞尔宗教会议决定，未经大会同意不得解散。1432年4月，教皇尤金四世和枢机主教被要求在三个月内前往巴塞尔。一种新的分裂似乎要出现了，不是像以前那样在敌对的教会领袖之间，而是在教会本身和它的领袖之间。这是在宗教会议和君主之间的权力争斗，教会和国家之间矛盾难以调和。

最终，因为世俗利益的压力和他在意大利遇到的困难，教皇尤金四世被迫做出让步。1432年，西吉斯蒙德来到罗马，接受教皇尤金四世授予的帝国皇冠，并且拒绝放弃巴塞尔宗教会议的事业，因为西吉斯蒙德希望巴塞尔宗教会议能确保自己在波希米亚王国迟来的认可。1433年，因对家乡威尼斯的偏爱，尤金四世卷入一场与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的争斗。在科隆纳家族的帮助下，米兰雇佣兵包围了罗马。尤金四世狼狈地逃到佛罗伦萨，躲过牢狱之灾。在这种情况下，教皇尤金四世很难战胜反对自己的巴塞尔宗教会议。于是，在1433年12月，尤金四世放弃了不对等的抵抗，宣布巴塞尔宗教会议是一个合法的会议，并且承认会议确定的法令。

教皇尤金四世的妥协及时地增加了巴塞尔宗教会议与波希米亚人谈判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在与尤金四世的争斗中，谈判一直没有中断过。1432年年底，波希米亚代表参加巴塞尔宗教会议，并且与会议发言人就《布拉格四条款》争论了三个月。谈判代表中包括普罗科普本人，他既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神学家，也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将军。由于朱利安·塞萨里尼性情温和，争论以一种理性的辩论方式进行。虽然在巴塞尔宗教会议上没有达成明确的协议，但一致同意选出代表前往布拉格进行进一步谈判。在布拉格，经过不懈的努力，一个基本相互妥协的《协约》达成了。关于圣餐杯的重大问题，巴塞尔宗教会议不得不让步，让波希米亚人和摩拉维亚人同时领受。巴塞尔宗教会议虽然名义上承认了传教的自由，但补充说，神职人员必须由他们所属的教会上级任命，必须服从主教的权威。根据上帝的律法和祖先的法令，神职人员会因犯罪而受到惩罚。在教会财产问题上，巴塞尔宗教会议赢得了胜利。教会拥有、管理可继承财产的权利得到充分承认，而他人干涉这一权利将被视为亵渎神明。

利潘战役

《协约》远非一项权威性的条约，但非常重要，得到了一直渴望恢复和平与秩序的波希米亚贵族和温和派的认可。此外，塔波尔派和其军队坚决谴责《协约》中的条款，由此争斗演变成公开的战争。

1434年4月，在利潘，塔波尔派遭遇了和他们在同一学校学习战术的人。塔波尔派士兵被引诱出了战车堡垒，而一队骑兵则切断了他们的退路。普罗科普被杀害，他所向披靡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随着胡斯派这个极端政党的垮台，德意志君主制恢复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被清除了。然而，贵族并不打算无条件地臣服西吉斯蒙德。(https://www.xing528.com)

贵族要求完全赦免，并且将所有拒绝接受两种圣餐观点的人排除在公职之外。西吉斯蒙德认为无论如何都必须假装服从，于是在1436年8月，他正式进入布拉格。胡斯运动对欧洲的影响可能已经结束，但这并不是说波希米亚真的被平定了，也不是说胡斯学说已经被抛弃，而是说中欧普遍采用这些学说的危险性已经消失。只要胡斯派受到民族力量的热情支持，他们就是不可抗拒的，而他们的失败是因内部不和造成的。

1434年，巴塞尔宗教会议的权威和声誉达到顶峰。对此，尤金四世只能听之任之。巴塞尔宗教会议与波希米亚人的谈判并没有产生一个明确的条约，但导致了温和派与极端派的分裂。极端派的失败使和平解决触手可及。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塞尔宗教会议不遗余力地执行改革教会的任务。一系列法令的制订显示出人们对教皇专制统治的强烈厌恶。教皇的财产被宣布为非法，这意味着教皇任命圣职赞助人的权利被剥夺。法令建议设立教区和省会，禁止主教向罗马教廷上诉。然而，这些措施被1435年6月的一项法令大胆地超越了。该法令禁止主教向教皇支付辖区的第一年圣职收入。法令剥夺了教皇的主要收入来源，引发了枢机主教和教廷官员的强烈抗议。然而，当时，尤金四世仍在罗马流亡，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抵抗这项法令。因此，尤金四世不得不接受，同时要求以国家捐款的方式给予他一定补偿。尤金四世的优柔寡断促使巴塞尔宗教会议进一步攻击教皇的权力。各分会选举主教不受限制的权利得到了承认；所有教皇的嘉奖都取消了；宗教会议向教皇的请求也被宣布为异端。

极端的改革措施对巴塞尔宗教会议的团结是致命的。人们认为，许多法令是因法兰西王国和德意志对意大利在教会中占优势地位的反感而制订的。同时，主教和其他显贵越来越不信任在人数上占多数的下层神职人员。改革可能从教皇开始，但不可能就此止步。波希米亚谈判处于关键阶段时，朱利安·塞萨里尼和其他温和派人士曾一度支持巴塞尔宗教会议，现在却倾向于支持教皇的事业。不断壮大的教皇派找到了一位活跃且肆无忌惮的领袖—塔兰托主教。教皇派的目的是在教皇和巴塞尔宗教会议之间挑起一场不可调和的争斗。此外，改革派和反意大利派以虔诚和博学的阿尔勒枢机主教为首，他既是教皇的劲敌，也是尤金四世的私敌。改革派中另一位注定在巴塞尔宗教会议和基督教界的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人是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他是锡耶纳人，曾随费尔莫主教到过巴塞尔，后来又当过几位主教的秘书。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以雄辩的口才、纯正的拉丁风格和外交才能而闻名于世。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加入了改革派。然而，没有人怀疑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有什么坚定的信念，而那些知道他生性随和、喜欢寻欢作乐的人也不会指望他有一天会成为教会的领袖。在议会的两个极端党派之间，还有一个温和派，由西班牙人塞哥维亚的约翰领导，但人数不多，并不十分重要。

东罗马帝国皇帝约翰八世

巴塞尔宗教会议内部的争斗及与教皇尤金四世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都随其与希腊人的谈判而达到顶点。东罗马帝国皇帝约翰八世实际上并没有与奥斯曼土耳其人交战，但他总感觉土耳其人正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并且觉得土耳其人不可避免地要进攻君士坦丁堡。绝望中，约翰八世向西欧寻求援助，并且准备以牺牲希腊教会的独立性作为代价。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联合起来的想法一直为教皇看好，尤金四世更热切着手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这有利于尤金四世战胜令人憎恨的巴塞尔宗教会议。然而，希腊人充分意识到西方教会的分歧，并且分别向巴塞尔宗教会议和教皇派遣使节。因此，谈判权归属成为竞争的焦点。巴塞尔宗教会议提议派遣一支舰队将希腊教士运送到海岸，并且支付他们在巴塞尔逗留期间的所有费用。为了筹集履行这些承诺所需的资金，巴塞尔宗教会议篡夺了教皇的特权，并且对那些愿意为教会联盟做出贡献的人发放赎罪券。然而，尤金四世则向欧洲诸侯发表了一份请愿书，列举了巴塞尔宗教会议的种种恶行，并且许诺为了希腊人的利益，将在意大利的某个城市举行另一次宗教会议，以帮助教会实行改革。

此外，在巴塞尔宗教会议上，希腊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教皇使节提议，为了方便希腊人，巴塞尔宗教会议应该在佛罗伦萨或威尼斯境内的乌迪内召开。温和派建议帕维亚减少对教皇的依赖，得到了开始转向教皇派的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的支持。然而，极端派均不接受这两项提议。阿尔勒大主教提议，宗教会议应继续在巴塞尔召开，或者如果希腊人愿意，换到阿维尼翁。辩论出现了许多不得体的举动，要想制止“可敬的神父”相互施暴很困难。反对教皇派的议案得到了五分之三以上票数。然而，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这份议案仅仅是一份摘要，取而代之的是由少数教皇派签署并盖章的法令。这一大胆的诡计被认为是塔兰托大主教所施。对此，人们愤怒至极。塔兰托大主教明智地逃到意大利。在意大利，尤金四世奖赏了塔兰托大主教，封他为枢机主教。当得知希腊人已被说服接受教皇的邀请参加在意大利举行的宗教会议时，大多数人的愤怒并没有减少。巴塞尔宗教会议被迫采取最极端的措施来败坏教皇尤金四世的名声。1437年7月，教皇和枢机主教被召集到巴塞尔长达六十天，以解释对他们的指控。1437年10月1日，尤金四世因不服从命令而被宣布藐视巴塞尔宗教会议。1437年9月18日，教皇尤金四世发布了一份诏令解散巴塞尔宗教会议，并且召集在费拉拉举行宗教会议以加强教会间的团结。1438年年初，朱利安·塞萨里尼和所有害怕巴塞尔宗教会议极端措施的人都已经翻越阿尔卑斯山脉逃跑了。

1438年，尤金四世主持了在费拉拉召开的宗教会议。瘟疫爆发后，会议地点又转移到了佛罗伦萨。几个月来，就教会之间的两大主要分歧，人们展开辩论，但徒劳无益。到目前为止，讨论中最突出的话题是“和子说大论战”。和子说是拉丁教会在尼西亚宗教会议已有教义的基础上加上去的，而希腊教会从来没有采纳过。其他分歧包括在圣礼中使用有酵或无酵面包、炼狱教义和教皇至尊地位等。作为请愿机构，希腊教会最终被迫接受罗马人对这四个问题的看法，但罗马人对此并不心悦诚服。佛罗伦萨宗教会议起草了两教会联合的法令。1439年7月6日，尤金四世开始庆祝自己辉煌的胜利。然而，就结果而言，庆祝胜利还为时过早。国内，希腊人拒绝接受希腊代表的决定，并且大声疾呼遭到背叛。东罗马帝国皇帝约翰八世也没有得到任何帮助来弥补自己招致的不受欢迎。西欧内部发生致命的分裂，几乎未注意到君士坦丁堡的安全。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的联合仅仅是一纸空文而已。

当教皇尤金四世追随者抛弃巴塞尔宗教会议，朱利安·塞萨里尼被阿尔勒大主教任命为巴塞尔宗教会议主席时，教皇尤金四世和巴塞尔宗教会议之间的争斗已不可避免。争斗的结果只能由世俗国家对一方的支持来决定。巴塞尔宗教会议主要向德意志和法兰西王国寻求支持，因为宗教会议的大多数成员都来自这两个国家。然而，德意志和法兰西王国非但没有积极支持巴塞尔宗教会议的事业，反倒似乎更倾向于利用分裂来实现它们自己国家的教会独立。

1438年，法兰西神职人员会议接受了著名的《布尔日国事诏书》，这是加利利教会自由的基础。为了法兰西王国的特殊利益，诏书规定的大部分法令用于反对巴塞尔宗教会议中教皇对教会实施的权力。法兰西王国开始从与勃艮第王国和英格兰王国的长期战争中复苏。《布尔日国事诏书》提供了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避免法兰西王国的财富流失，从而充实了教皇的金库。1437年，在德意志，西吉斯蒙德驾崩。选帝侯和主要的诸侯开始在巴塞尔宗教会议和教皇之间采取严格的中立政策。

法兰西王国采取的政策诱导了世俗诸侯和神职人员。美因茨议会颁布了几乎相当于《布尔日国事诏书》的《德意志国事诏书》。《美因茨国事诏书》废除了教职人员首年收入上交教皇的规定，废除了教皇保留的特权，组织了省级和教区的宗教会议。1439年，马丁五世通过康斯坦斯宗教会议提倡的国教概念让教会变得四分五裂。

暂时失去支持，遭到意大利明显成功的反对，并没有使巴塞尔宗教会议的议员平静下来。尽管温和派强烈反对，巴塞尔宗教会议还是继续指控尤金四世的异端和分裂主义。1439年6月25日，尤金四世被正式罢免。

新教皇选举已不可阻挡。因为阿尔勒大主教是巴塞尔宗教会议唯一的枢机主教，所以会议决定由三十二名会议代表来协助他进行新教皇的选举。由于财政困难，巴塞尔宗教会议必须选出一位能够支付会议费用的教皇。在第五次选票复查中发现，二十六票投给了萨伏依公爵阿马德乌斯八世，也就是教皇费利克斯五世。一开始，费利克斯五世就辜负了选举人的期望。虽然妻子勃艮第的玛丽去世后费利克斯五世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并且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富，但他并不打算用自己的私人资金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宗教会议的开支，而是要求以教皇的名义来获得财政收入。巴塞尔宗教会议被迫违背自己的法令，给费利克斯五世五分之一的教会财政收入，为期一年。这一措施肯定会疏远所有支持巴塞尔宗教会议的人，因为他们期望减少教职税。事实上，教职税只在萨伏依领土内缴纳。综上所述，选举费利克斯五世为教皇对各方都是非常不利的。

这次选举让那些希望巴塞尔宗教会议采取实质性改革措施的人们感到失望。只要是与教皇费利克斯五世发生争端，巴塞尔宗教会议就会有某些原则受到威胁，可能会促使人们对一方或另一方给予有力的支持。然而，在最后的行动中，巴塞尔宗教会议仅仅是恢复了一种个人分裂，而欧洲已经对此极度厌倦。费利克斯五世当选后，巴塞尔宗教会议继续存在了九年，但它的数量和影响力每年都在缓缓下降，甚至还与教皇反对派发生过争斗。1444年，费利克斯五世离开巴塞尔，定居洛桑。

费利克斯五世

因对手费利克斯五世犯的错误，尤金四世最终取得了胜利。尤金四世唯一要做的就是获得当时欧洲各国的支持。居住在佛罗伦萨时，使节成功地恢复了尤金四世罗马教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1443年，尤金四世重返罗马，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出现在1433年让自己付出巨大代价的意大利政治错误，甚至将主要对手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也拉拢到自己这边。法兰西王国对尤金四世的承认是由教皇以支持安茹家族在那不勒斯的事业换来的。然而，当那不勒斯战争以阿拉贡国王阿方索五世的胜利而告终时，尤金四世巧妙地在不背叛法兰西王国的情况下改变了立场，从而打消了意大利人对他的反对。英格兰王国和西班牙王国对分裂主义不感兴趣，也没有支持费利克斯五世的动机。如今就只剩下了公开宣布中立政策的德意志了。在罗马人民的国王和诸侯被说服前，教皇权威的复兴是不完整的。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独立完成实现教皇尤金四世与德意志间和解。

奥地利大公阿尔布雷希特五世

施蒂里亚公爵兼卡林西亚公爵腓特烈三世

拉迪斯劳斯·波斯图穆斯

西吉斯蒙德驾崩后，女婿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大公阿尔布雷希特五世成为罗马人民的国王。然而，1439年10月27日，阿尔布雷希特五世即位两年后就驾崩了。1440年，另一位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施蒂里亚公爵兼卡林西亚公爵腓特烈三世当选为罗马人民的国王。腓特烈三世是奥地利大公阿尔布雷希特五世幼子拉迪斯劳斯·波斯图穆斯的监护人。一处理好东方的家族事业，腓特烈三世就于1442年来到亚琛加冕，并且着手解决分裂问题。来自巴塞尔宗教会议和尤金四世的使节已经出现在德意志议会面前，但他们长时间的争论并没有产生任何决定，依然是中立的结果。1442年，腓特烈三世来到巴塞尔，收服了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深信巴塞尔宗教会议的事业和反对教皇尤金四世没有前途，于是决定给予尤金四世一些帮助，以赢得赦免和晋升。1445年，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促成主人腓特烈三世和教皇尤金四世达成和解。腓特烈三世承诺恢复德意志对罗马教皇的服从。作为回报，尤金四世许诺给腓特烈三世皇帝称号，允许他获得某些主教和圣职的任命，并且从教会的收入中给予他大量的财富。这是一项不光彩的条约，尽管谈判是秘密进行的，但尽人皆知。德意志诸侯对这种背叛感到愤怒，并且坚决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不让腓特烈三世掌权。特里尔选帝侯和科尔恩选帝侯及一些选举人领袖决定，作为对腓特烈三世行为的抗议，他们坚持费利克斯五世的教会原则。于是，中立政策被放弃；在教会分裂问题上，德意志出现了两个党派。糟糕的是，在与罗马人民的国王腓特烈三世签订条约的鼓舞下，1446年2月，尤金四世发布了一项法令，宣布剥夺科尔恩大主教和特里尔大主教指控异教徒和叛徒的权力。这种鲁莽的行为似乎使和解变得不可能。然而，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能应付这种局面。选帝侯提出了过分的要求：教皇尤金四世应该撤回对科尔恩大主教和特里尔大主教的指责；同时确认1439年的国事诏书，承认巴塞尔宗教会议的至高无上权威，并且于1447年在德意志召集一次新的宗教会议。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前往罗马，说服尤金四世答应恢复科尔恩大主教和特里尔大主教的职位，并且对选举要求做出了态度温和的答复。之后，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又作为教皇特使前往德意志，贿赂美因茨大主教放弃选帝侯联盟。为了安抚德意志人的骄纵，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毫不犹豫地修改了教皇的答复。通过这些手段，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避免了一次公开的决裂，并且不顾科隆大主教和特里尔大主教的抗议，诱导法兰克福议会同意了条款。于是，带着罗马议会的使节，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赶回罗马，向教皇尤金四世解释他的行为，并且为之辩护。然而，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发现尤金四世已奄奄一息，为了避免新选举可能带来的麻烦，有必要加快处理这件事。临时协约已达成，在德意志诸侯同意的前提下，一次新的宗教会议将在德意志某个城镇召开。总的来说，新宗教会议的最高地位得到承认，从而避免了对巴塞尔宗教会议的提及。国事诏书和教职人员首年收入上交教皇的规定暂时得到承认，直至最终一致的规定被提出。1447年2月19日，尤金四世接受了这些条款。1447年2月23日，尤金四世便去世了。尤金四世的继任者是著名的学者和收藏家萨尔扎纳的托马斯，被称为教皇尼古拉五世。通过谈判，不满的诸侯分别被说服了。当固执的特里尔大主教被诱导承认尼古拉五世时，德意志对教皇的反对宣告结束。基于1447年的临时条款，最后的协约在1448年签订。关于宗教会议的相关条款被接受，但在其他方面教皇获得了更大的优势，恢复了教职人员首年收入上交教皇的规定，很大程度上还废除了国事诏书对教皇寻求庇护的限制。

尤金四世去世

最后，腓特烈三世只剩下摆脱快要解散的巴塞尔宗教会议了。巴塞尔宗教会议只剩下几位来自萨伏依的主教和一些地位低下的神职人员。腓特烈三世向地方法官发出解散巴塞尔宗教会议的命令。流亡的成员继续前往洛桑，在法兰西国王的调解下，他们与教皇费利克斯五世达成了协议。费利克斯五世从未接受过世俗君主的朝拜，因此放弃了教皇头衔，以换取枢机主教的头衔。阿尔勒大主教回到自己的住所，受到人们热情的欢迎，并于1450年去世，一个世纪后被克莱门特七世追封为圣徒。

巴塞尔宗教会议结束了教会大分裂丑闻引发的教会改革运动。巴塞尔宗教会议的失败不是因为缺乏可行的目标，也不是因为信徒在会议中犯了错误，而是因为它不适应当时的形势。几个世纪以前，也许有可能对教会进行改革，同时保持其统一。然而，15世纪，教会改革太晚了，因为政治上的分裂甚至导致了教会上的分裂。《马丁五世协约》认可《布尔日国事诏书》和《美因茨国事诏书》。这比总宗教议会凌驾于教皇之上的理论更有说服力。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是一系列反对教皇统治的全国性起义，它的成功归于政治条件和利益的协调。

宗教改革运动的失败带来了教皇权威的复兴。马丁五世教会统治时期开始的反抗似乎在尼古拉五世统治时结束。1450年，在罗马举行的大庆典是教皇胜利的恰当庆祝。然而，这是一次付出极大代价而获得的胜利。教皇既没有从经历的种种磨难中获得智慧，也没有学会宽容。在继续践踏个人自由精神的同时，教皇对世俗统治的贪得无厌引发了种种丑闻。从道德角度看，这些丑闻要比腐朽的分裂主义争斗更加引人注目。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为康斯坦斯宗教会议和巴塞尔宗教会议的失败一雪前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