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斯运动和康斯坦斯宗教会议：1409年到1418年的历史探究

精彩看点

康斯坦斯宗教会议面临的问题—胡斯运动—胡斯运动的政治方面—德意志人离开布拉格—扬·胡斯参加康斯坦斯宗教会议—康斯坦斯宗教会议—康斯坦斯宗教会议的党派—神职人员的党派—扬·胡斯被监禁—对约翰二十三世的攻击—约翰二十三世的逃离—西吉斯蒙德的胜利—约翰二十三世下台—扬·胡斯被处死—西吉斯蒙德缺席期间的康斯坦斯宗教会议—西吉斯蒙德的旅行—康斯坦斯宗教会议的分歧—1417年11月11日马丁五世当选为教皇—1418年5月康斯坦斯宗教会议解散

同比萨宗教会议一样，康斯坦斯宗教会议有两个非常明显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恢复教会统一；二是改革派对教皇和成员的改革措施。当时的情况还迫使康斯坦斯宗教会议解决第三个问题，即最广泛意义上的改革—不仅应包括教皇和等级关系的体制变化，还应包括教义和仪式的重要改革。比萨宗教会议上未论及的第三个问题，由所谓的波希米亚胡斯派提出。最基本的问题是那些在基督教会后来的大多数争论中最微不足道的问题。当时的基督教义与现在记录的基督教义到底有没有区别呢？如果有区别，那么这种区别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还是易犯错误的人滥用权力和盲目改革造成的结果呢？教会是基督教真正的根基，也是基督精神的传承者。因此，教会相信和教导的就是基督教的真正教义，而教会的形式和仪式是信仰的必要辅助。另外，改革家还从《圣经》中寻找教会生活和行为的基本准则。任何违反这些准则的行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很可能是有害的。

从起源上来看，胡斯运动既是一场本土的宗教运动，也是一场外来的宗教运动。与英格兰王国一样，教区神父和托钵修会之间的纠纷催生了波希米亚宗教改革。托钵修会直接依赖于教皇，不受普通主教的管辖，很快他们就认为自己高于教区的神职人员。主教通常支持自己的追随者，而修士则常常在教皇那里找到强大的盟友。这场长期争斗的结果是：人们学会了质疑教职人员的权威。14世纪，改革派导师利用了波希米亚人的质疑精神，其中最著名的有康拉德·瓦尔德豪泽、克雷蒂尔的米莱茨和亚诺的马蒂亚斯。他们抨击教会的堕落、僧侣和修士的恶行、高级神职人员的贪财与世俗。然而，改革者之间没有任何凝聚力，直到扬·胡斯的出现，改革的凝聚力才得到改善。很大程度上，扬·胡斯的系统改革思想来自他的著名的英语老师约翰·威克里夫。布拉格查理大学有一项规定，那就是文科学士不仅要在自己学校上课，还必须系统学习布拉格查理大学、巴黎大学或牛津大学著名教授的教学内容。瓦茨拉夫四世的妹妹波希米亚的安妮与英格兰国王理查二世的婚姻，促使英格兰王国和波希米亚王国之间交流频繁。许多波希米亚学生，尤其是扬·胡斯的朋友、追随者布拉格的杰罗姆，在牛津完成了部分课程，带着约翰·威克里夫的论文或口头教学的记录，回到了波希米亚。和波希米亚的改革家一样，一开始，约翰·威克里夫就同修士争斗，谴责他们的恶习。与阿维尼翁教皇的争斗，约翰·威克里夫提出攻击教皇权威的极端主张。渐渐地，约翰·威克里夫开始质疑教会的一些最重要的信条，尤其是圣餐变体论。起初，扬·胡斯不愿接受约翰·威克里夫的全部论断，但后来慢慢认同约翰·威克里夫的论断。最后，扬·胡斯成为波希米亚宗教派的领袖，因为他公开承认自己是英格兰改革派的拥护者。

扬·胡斯

约翰·威克里夫

重要的是，胡斯运动既有世俗的一面，也有宗教的一面。波希米亚是一个斯拉夫民族国家。几个世纪以来，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曾经有一段时间，沿着波罗的海南岸，斯拉夫人一路征战，几乎到达北海。然而，后来受到马扎尔人的侵扰，斯拉夫人无法自治，逐渐被以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侯爵、汉萨同盟和日耳曼骑士团为代表的德意志人征服或向东驱赶。14世纪晚期，德意志向东驱赶马扎尔人的过程中遭遇了一次严重的、在某种程度上是永久性的挫折。毫无疑问，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波兰雅盖隆王朝的国王在与条顿骑士团的战争中获胜。然而，胡斯运动同样属于斯拉夫人反抗的一部分，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几乎和波兰的胜利一样直接地促成了斯拉夫人的成功抵抗。扬·胡斯出身贫寒，生于胡西内茨，深受人民的同情。扬·胡斯不失时机地把自己和自己的学说与民族事业联系起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布拉格查理大学，扬·胡斯获得了成功，并且在那里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布拉格查理大学成立于查理四世统治下的波希米亚盛行时期，从一开始就吸引了大批德语教师和学生，而且比任何一所纯粹的德意志大学都要大得多、有名得多。布拉格查理大学和巴黎大学一样，主要存在四个民族：波希米亚人、波兰人、巴伐利亚人和撒克逊人。波兰大学在克拉科夫建校后，布拉格的波兰民族主要由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和普鲁士的德意志人组成。因此，布拉格查理大学实际上是由两个民族组成的：德意志人和波希米亚人，前者人数是后者的三倍。在所有由各国投票决定的问题中，如四个国家行政职位空缺的选举中，德意志人可投三票，而波希米亚人只能投一票。在布拉格查理大学，政治、宗教的差异使斯拉夫与德意志的民族矛盾日益加剧。波希米亚人的自卑与不满也越来越强烈，最终引发了两个民族间的争斗。在宗教问题上，这场争斗很激烈。大学里的大多数保守派教徒都是德意志人，他们谴责约翰·威克里夫的异教学说。一位德语教师提出了许多宗教命题，而这些命题被认为是约翰·威克里夫提出的，因此这位德语教师受到了伦敦教会法院的谴责。尽管谴责遭到扬·胡斯和波希米亚支持者的反对，但大学里大多数人投票认为约翰·威克里夫的教义是异端的，并且禁止他的相关教学活动。当时，瓦茨拉夫四世支持反叛的枢机主教，但又认为自己对教会的干预不应该因为被指控在自己的领土上存在异教学说而被削弱，所以起初倾向于支持多数派。然而，当向大学审批比萨宗教会议时，瓦茨拉夫四世发现波希米亚人已做好默许的准备，而德意志人则大多站在罗马教皇一边。此时，所谓的“三票之争”正处于高潮。作为同胞事业的捍卫者，扬·胡斯挺身而出。为了推动教会政策，扬·胡斯劝诱瓦茨拉夫四世介入大学的宗教争论。1409年1月，瓦茨拉夫四世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此后波希米亚人应该有三张选票，三次执政机会，而其他国家只有一次。德意志人强烈抗议，因无法获得赔偿而决定离开布拉格。路上到处是移民。据估计，每天大概有两千个德意志人离开布拉格。

德意志人离开布拉格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六十年来，布拉格一直是德意志的统治中心、皇帝的居所、一流大学的所在地。学生、德意志商人等使布拉格成为一个商业中心和知识中心。然而，这一切在1409年戛然而止。在德意志城镇中，布拉格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因从波希米亚来的流亡者，其他大学实力增强；在莱比锡，许多流亡的人建立了一所新的大学。德意志受到一种巨大的思想冲击。这种冲击非但没有因失去布拉格这个知识和商业中心而减弱，反倒得到加强。对波希米亚来说，大量波希米亚人流亡到莱比锡造成的后果同样重要。在波希米亚王国，德意志势力受到了打击。这对它两个世纪后的进一步发展是致命的。与此同时，曾经阻碍新教义传播的“大坝”也被拆除了。人们开始迅速接受约翰·威克里夫或扬·胡斯的教导。这不仅表明这片土地已为宗教学说传播做好了准备，而且表明这个国家对外国人的强烈不相容。

随着德意志人的离去，波希米亚人对比萨宗教会议的所有反对都结束了，但宗教争端还远未得到解决。虽然人们倾向于认为扬·胡斯是民族事业的捍卫者，但在上层阶级中仍然有一个由神职人员组成的庞大保守派坚决反对教义改革。亚历山大五世颁布了一项教令，要求布拉格大主教取缔异教邪说，公开焚毁约翰·威克里夫的著作。1412年，宗教争斗激化。曾向那不勒斯国王拉迪斯拉斯宣战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试图通过出售赎罪券来筹集资金。像一个世纪后的马丁·路德一样，扬·胡斯强烈抗议这样的不公正行为，在广场上焚烧了教皇诏令。布拉格爆发了骚乱，波希米亚内战一触即发。瓦茨拉夫四世说服扬·胡斯到乡下去休息一段时间，才将骚乱暂时平息。同时，西吉斯蒙德成功地诱导约翰二十三世召集宗教会议来安抚自己未来的王国，并且邀请扬·胡斯参加。朋友警告扬·胡斯，如果接受邀请，就会有危险。然而，扬·胡斯急于在宗教会议上陈述自己的观点。当得到西吉斯蒙德对他人身安全的保证后，1414年11月3日，扬·胡斯到达康斯坦斯。

康斯坦斯宗教会议是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宗教会议之一，以成员的数量和名声、目标的重要性，以及其记录的戏剧性而与众不同。康斯坦斯宗教会议就像是中古和现代两个新旧世界的交汇。我们还发现康斯坦斯宗教会议上未被完全接受的观点影响了随后几个世纪的发展。与此同时，康斯坦斯宗教会议本身及其仪式使我们仿佛回到了神圣罗马帝国时期，那时教会和国家还未合二为一，那时基督教与统一的神圣罗马帝国拥有几近相同的权力。在康斯坦斯，中世纪所有宗教和政治思想似乎都受到了考验。如果康斯坦斯宗教会议为旧的宗教体系定罪，那就再也没有比这更适合的时间节点来划分中世纪和现代历史的了。然而，判决为无罪，或者至少部分无罪；经过修改，旧的宗教体系还可以延续一个世纪。不应忘记，康斯坦斯宗教会议不仅涉及教会事务，还牵扯到很大的世俗利益。诸侯、贵族、枢机主教和主教都出席了。会议不仅可以被看作是教会的一次大集会，还是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一次大集会。

在促成康斯坦斯宗教会议召开的过程中，比任何人都积极，其利益与会议的成功密切相关的人，就是罗马人民的国王、未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他急于结束教会分裂，召开教会改革会议，以防止再次发生类似的丑闻。不过，西吉斯蒙德这样做的动机并不仅仅是对教会的无私奉献，他希望恢复神圣罗马帝国的威望，并且通过扮演基督教世界的世俗领袖和争端仲裁者来满足对权力的欲望。重要的是，西吉斯蒙德希望恢复德意志君主制的权威，结束诸侯的无政府主义独立。教会分裂就是无政府主义独立的例证和结果。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西吉斯蒙德遇到了“自由”和贵族利益的捍卫者，代表者是美因茨大主教、哈布斯堡王朝的蒂罗尔伯爵腓特烈四世。大主教拿骚的约翰极力影响并延长神圣罗马帝国的分裂，他是约翰二十三世的坚定支持者，没有兴趣参加康斯坦斯宗教会议，只是想挫败罗马人民的国王西吉斯蒙德的计划。因此，拿骚大主教约翰最后一个接受西吉斯蒙德的建议。蒂罗尔伯爵腓特烈四世是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三世的幼子，父亲在与瑞士人的战争中死于森帕赫。蒂罗尔伯爵腓特烈四世继承了父亲利奥波德三世在蒂罗尔和士瓦本的财产与土地。领地邻近康斯坦斯使他成为康斯坦斯宗教会议上一位有权势的人物。蒂罗尔伯爵腓特烈四世的家族是卢森堡家族在德意志东部的主要竞争对手，而他本人似乎与西吉斯蒙德有个人恩怨。除了反对蒂罗尔伯爵腓特烈四世，西吉斯蒙德还反对帕拉廷选帝侯路易斯三世，尽管路易斯三世已经完全放弃了父亲鲁珀特三世反对卢森堡家族的政策。西吉斯蒙德第三个反对的是昔日盟友、德意志民族情感最重要的代表—霍亨索伦家族的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一世。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一世已经在勃兰登堡恢复了秩序，并且希望通过西吉斯蒙德的统治权来强化勃兰登堡的秩序。

蒂罗尔伯爵腓特烈四世

康斯坦斯宗教会议神职人员中最著名的是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在意大利的困境迫使约翰二十三世发出了宗教会议召集令。然而，随着会议时间的临近，约翰二十三世越发不安。约翰二十三世唯一的目的就是保住自己的教皇职位，但他意识到，如果自己阻碍恢复教会统一，无论是西吉斯蒙德还是枢机主教，都会毫不犹豫地把他赶下台。因此，约翰二十三世与西吉斯蒙德的对手美因茨选帝侯、蒂罗尔伯爵腓特烈四世结盟，不遗余力地在西吉斯蒙德和康斯坦斯宗教会议之间制造分歧。

聚集在一起的神职人员大致可分为两派：改革派、保守派或极端保守派。改革派不赞成对教会进行任何极端的改革，比保守派更激烈地反对约翰·威克里夫和扬·胡斯的学说。改革派期望贵族式而非民主式的改革。改革派无意削弱教会的权威；但在教会内部，改革派希望消除严重的教会体制弊端，加强等级制度，反对教皇。改革派的主要论点是：总议会拥有甚至超过教皇的最高权力，要定期举行会议。通过这种方式，教皇的专制主义将受到教会内部某种寡头议会的限制。保守派主要由枢机主教和意大利教士组成。保守派不希望改变保证他们享有物质利益的体制。保守派的目的，正如在比萨宗教会议上做的那样，是要恢复教会的统一，挫败或至少推迟任何教会改革计划。

西吉斯蒙德加冕(www.xing528.com)

1414年11月5日，康斯坦斯宗教会议召开。这场会议只是形式上的，一个月内没有任何真正的结果。与此同时，波希米亚正统派代表跟随扬·胡斯来到康斯坦斯，对这位改革者扬·胡斯提出了一系列令人生畏的指控。约翰二十三世立刻发现这是一个使西吉斯蒙德卷入康斯坦斯宗教会议的良机。约翰二十三世巧妙地使自己处于幕后，让枢机主教冲锋在前。扬·胡斯被枢机主教叫到面前，但他不顾受到的指控，宣称自己只对总议会负责。最终，枢机主教还是把扬·胡斯送进了监狱。听到扬·胡斯的人身安全被如此无礼地忽视后，一结束亚琛的加冕典礼，西吉斯蒙德就立刻动身前往康斯坦斯。1414年12月25日，西吉斯蒙德到达康斯坦斯，要求立即释放扬·胡斯。约翰二十三世为自己开脱，把责任推给了枢机主教。枢机主教以镇压异教邪说的职责进行抗议。西吉斯蒙德怒不可遏，离开康斯坦斯宗教会议，踏上归途。约翰二十三世为自己诡计的成功而欢欣鼓舞。然而，西吉斯蒙德的昔日盟友，尤其是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一世，力劝约翰二十三世不要为了一个异教徒而牺牲德意志和基督教世界的利益。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一世将个人名誉寄托在康斯坦斯宗教会议的成功上，最终赢得了胜利。西吉斯蒙德被劝服回到康斯坦斯，但扬·胡斯仍然是阶下囚。从这一刻起，约翰二十三世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约翰二十三世的处境变得更糟了，因为康斯坦斯宗教会议参照大学的程序，不是在大会上，而是分别在各个国家进行宗教问题讨论。因此，约翰二十三世失去了从参加会议的意大利教士人数上获得优势的希望。意大利、法兰西、德意志和英格兰四个国家自行组织起来。在后三个国家中，约翰二十三世也没有获得支持。令他气愤的是，人们并不是把他当作合法的教皇来对待，而是把他当作分裂教会的三名教皇之一，自己的退位仅仅是恢复统一的必要条件。当试图逃避人们要求的退位时，约翰二十三世的人格又遭到了无可辩驳的指控。为了消除敌意，约翰二十三世宣布，如果其他两位教皇辞职，自己也准备辞职。尽管蒂罗尔伯爵腓特烈四世进行了激烈的抗议，说自己只服从约翰二十三世，不服从其他教皇；尽管西吉斯蒙德及其支持者都未因此而态度缓和，约翰二十三世的承诺还是受到了热烈欢迎。选举新教皇被再次提到议程上来。

约翰二十三世不得不实行最后的权宜之计。如果约翰二十三世离开康斯坦斯，宗教会议可能会陷入致命的混乱。在最坏的情况下，约翰二十三世可以选择反对康斯坦斯宗教会议，就像格列高利十二世和本尼狄克十三世反对比萨宗教会议一样。盟友蒂罗尔伯爵腓特烈四世准备帮助约翰二十三世，于是在城墙外安排了一场比武会。正当这引起了公众的兴趣时，约翰二十三世乔装成一个马夫从康斯坦斯逃了出来，逃到了蒂罗尔伯爵腓特烈四世的一座坚固城堡—沙夫豪森城堡。

目前来看，约翰二十三世似乎不太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听到约翰二十三世逃跑的消息后，康斯坦斯宗教会议陷入混乱。暴徒冲进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住宅，将财物洗劫一空。意大利和奥地利的教士准备离开康斯坦斯；康斯坦斯宗教会议正处于解散的边缘。然而，西吉斯蒙德的积极干预成功地避免了康斯坦斯宗教会议的解散。西吉斯蒙德恢复了城市的秩序，劝说教士留下来，并且迅速采取措施惩罚那些叛逆的封臣。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一世领导一支武装力量，成功地俘获了约翰二十三世和蒂罗尔伯爵腓特烈四世。被公开羞辱后，蒂罗尔伯爵腓特烈四世承诺把自己的领土交给宗主国德意志，以换取他的性命。自霍亨斯陶芬王朝以来，德意志从未出现过这种行使皇权的情况。1415年4月30日，西吉斯蒙德选择了这个幸运的日子，将勃兰登堡选区移交给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一世，从而在选举团中获得了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因此，西吉斯蒙德建立了一个王朝，注定要在德意志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并且最终建立了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

约翰二十三世逃亡失败，不仅决定了自己的命运，还使西吉斯蒙德在康斯坦斯宗教会议和德意志获得了更权威的地位。1415年5月29日，康斯坦斯宗教会议毫不犹豫地着手正式罢免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由于比萨宗教会议上罢免的两位教皇在康斯坦斯宗教会议上从未被承认，现在教会已经没有了教皇。然而，康斯坦斯宗教会议并没有急于填补教皇空缺，转而镇压异教，审判扬·胡斯。

1415年6月5日、7日和8日，康斯坦斯宗教会议三次听取了扬·胡斯的申辩。扬·胡斯的教义中，没有什么比他的论点更能激起强烈的批判，即一位神职人员，无论是教皇还是教士，都是因犯了不可饶恕的罪孽才丧失职务的。指控者非常狡猾地引诱扬·胡斯把这条教义推广到世俗君主身上，这足以离间西吉斯蒙德和扬·胡斯。经过三天的审判，西吉斯蒙德第一个宣布同意对扬·胡斯的定罪，审判扬·胡斯的最后一道障碍被移除了。1415年7月6日，在城外的草地上，扬·胡斯被活活烧死。

审判扬·胡斯

烧死扬·胡斯

扬·胡斯的死结束了康斯坦斯宗教会议第一个也是最多事的时期。在这七八个月的时间里，西吉斯蒙德和改革派似乎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这要感谢将宗教会议的参会者按国家进行分组。西吉斯蒙德违背了对扬·胡斯的诺言，从而取得了胜利。因此，在随后的波希米亚骚乱中，西吉斯蒙德付出沉重的代价。然而，当时，这些都没能被预见到，西吉斯蒙德兴高采烈地实施着自己的下一步计划。借鉴比萨宗教会议的经验，康斯坦斯宗教会议谨慎地不太相信纸制法令。约翰二十三世不仅被免职，而且成了囚犯。格列高利十二世曾有条件地答应过辞职，现在支持者少得可怜。本尼狄克十三世仍然坚定地效忠西班牙王国。除非西班牙王国放弃支持本尼狄克十三世，否则结束教会分裂的可能性依然很小。西吉斯蒙德自愿承担这项任务，提议英格兰王国和法兰西王国之间应避免争端，调解勃艮第和阿马尼亚克之间的矛盾，协调波兰国王和条顿骑士团之间的和平谈判。如果西吉斯蒙德能够在欧洲争端中充当一般的调停人，那么这将是帝国思想的复兴。康斯坦斯宗教会议强烈赞成西吉斯蒙德的提议，并且决定把所有重要的问题都推迟到西吉斯蒙德回来后再讨论，以显示对他的忠诚。这个决定实际上是被遵守的，在西吉斯蒙德离开的十八个多月里（1415年7月15日至1417年1月27日），康斯坦斯宗教会议只审议了两个重要的议题：一个是对布拉格的杰罗姆的审判，这仅仅是扬·胡斯审判的必然结果，并且以类似的判决结束；另一个棘手的议题是，对让·珀蒂著作的谴责。让·珀蒂是一名勃艮第的拥护者，曾为奥尔良公爵路易一世谋杀案辩护。谴责让·珀蒂的领导者是博学且雄辩的巴黎大学校长让·热尔松。然而，这件事完全成了一个党派问题，加上勃艮第公爵约翰的影响力很大，以致康斯坦斯宗教会议只能一致谴责专制主义合法的学说。让·热尔松在这件事上的行动使人们对他产生敌意，以至在会议结束后，他不敢再冒险返回法兰西王国，因为当时法兰西王国完全处在勃艮第和英格兰王国统治下。

西吉斯蒙德的旅行是不可能在这里叙述的，尽管充满了西吉斯蒙德冲动的性格和西方各国藐视帝国皇帝的例证。不过，这次旅行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表明：无论康斯坦斯宗教会议多么欢迎世俗领袖的权威，中世纪的帝国复兴计划都会因民族感情发展得太过强烈而没有一丝成功的机会。当然，这次旅行西吉斯蒙德还是实现了一些直接的目标，取得了一些成绩。虽然西吉斯蒙德没能劝诱本尼狄克十三世退位，但教皇间的诡辩与争斗耗尽了本尼狄克十三世支持者的耐心。1415年12月，纳博讷的一次会议上，西班牙王国同意放弃支持本尼狄克十三世，转而支持康斯坦斯宗教会议。然而，西吉斯蒙德雄心勃勃的其他计划无果而终，非但没有阻止英法之间的战争，反倒促成了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和勃艮第公爵约翰结盟。虽然西吉斯蒙德这么做是希望把和平强加给法兰西王国，结果却使英法战争更具灾难性和持久性。

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

1417年1月27日，当西吉斯蒙德再次在康斯坦斯出现时，他发现德意志和康斯坦斯宗教会议的情况都变糟糕了。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一世回到自己的领地，受到臣民的热烈欢迎。蒂罗尔伯爵腓特烈四世又开始千方百计地企图释放约翰二十三世。在金钱问题上，西吉斯蒙德与曾经的忠实支持者帕拉廷选帝侯路易斯三世发生争吵。莱茵河流域的四位选帝侯似乎有可能组成一个联盟来反对西吉斯蒙德，就像他们在1400年反对瓦茨拉夫四世那样。不幸的是，在康斯坦斯宗教会议中，西吉斯蒙德失去了影响力。西班牙各王国联合之后，西班牙的教士来到康斯坦斯，他们组成了宗教会议上的第五个国家代表组（前四个为：意大利、法兰西、德意志和英格兰），为教会保守派加强了力量。在康斯坦斯宗教会议上，英法战争引发了两国间的争吵。法兰西人放弃他们曾经拥护的事业。因此，西吉斯蒙德只能依靠英格兰人和德意志人。引起康斯坦斯宗教会议混乱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优先选举新教皇，还是商定教会改革方案？保守派认为，如果没有选出教皇，就不能说教会存在；在教会的正常体系恢复之前，任何改革都无效。此外，有人敦促说，除非充分承认总议会的至高无上地位，否则就不可能进行改革；在教皇职位空缺期，某些问题更容易讨论和解决；如果改革达成一致，新教皇可能承诺接受改革，而立即选出的教皇可能会阻止所有改革。党派分歧严重，几乎不可能达成一致的协议。西吉斯蒙德被公开谴责犯有异端罪，而他反过来又威胁要以叛变罪监禁枢机主教。然而，天平逐渐倒向改革派。德意志一些重要的主教被收买，改变了投票。英格兰王国代表的领袖，索尔兹伯里主教罗伯特·哈勒姆在关键时刻去世；枢机主教萨默塞特第二伯爵亨利·博福特促使英格兰人支持新教皇选举。大家一致认为康斯坦斯宗教会议应立即选出新教皇，然后再着手进行改革工作。然而，西吉斯蒙德及其政党能获得的唯一让步是在1417年10月颁布了一项法令，要求在五年内召开另一次宗教会议，在七年内召开第三次会议，之后每十年定期召开一次会议。

在新教皇选举中，康斯坦斯宗教会议决定从三十名代表中选出二十四名枢机主教，每个国家六名。1417年11月8日，会议秘密举行。1417年11月11日，选举枢机主教奥多·科隆纳为教皇，并且称他为马丁五世。即使是落选的政党也无法抑制对在分裂四十年后恢复统一的普遍热情，但他们对改革事业最终命运的担心是完全有必要的。当选后不久，马丁五世就指责康斯坦斯宗教会议反对教皇决定的行为不虔诚。正如让·热尔松说的那样，这样的宣言实际上否定了比萨宗教会议和康斯坦斯宗教会议的决议，包括教皇本人的选举。康斯坦斯宗教会议成员强烈呼吁教皇马丁五世应履行选举前商定的决议。然而，马丁五世手里有一个武器，那是宗教会议自己提供的。正是国家的分裂导致了约翰二十三世的灭亡，也正是这种分裂破坏了教会改革的前景。如今，马丁五世起草了几份简短的改革条款，作为独立的协约分别提供给法兰西王国、德意志和英格兰王国。对教皇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权宜之计，因为它似乎暗示着国家教会的独立存在，但达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对马丁五世来说，康斯坦斯宗教会议已经没有什么工作要做了，于是1418年5月他解散了宗教会议。马丁五世动身前去意大利，那里有一项艰巨的任务正等着他。

随着约翰二十三世的逃亡，罗马教皇的权威宣告终止。1414年，西吉斯蒙德提出让教皇在德意志某个城市住下来，但马丁五世明智地拒绝了。1421年，在科隆纳家族的支持下，马丁五世重新入住罗马。那时，几乎所有教会分裂的痕迹都消失了。格列高利十二世去世了；在佛罗伦萨，约翰二十三世也去世了；本尼狄克十三世仍然孤立无援、无能为力地坚守在佩尼斯科拉要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