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生贤弟要我给他的《明清徽州人口与社会研究》写序，我愉快地答应了。他参与编辑我主编的《清代宗族资料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提供了大量的徽州清代宗族资料。我早就读过他对徽州下层社会非常态婚姻、徽州族谱对女性上谱的规范、徽州族会与宗族建设、徽州收族理念的转变、徽州民间钱会等专题论文，是徽学研究专家。如今有新著，为他高兴，于是欣然命笔。
专著开篇回顾学术界对包括徽州人口史在内的人口史研究状况，指出“对生存压力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一直是人口研究的传统”；“人口研究始终渗透着强烈的生存意识和问题意识”。诚然，强烈的生存意识，是人口史、徽州人口史研究者关注点；“问题意识”，中生指的是关注人口史研究中的得与失，特别是有哪些不足，需要提出什么样的新课题，新研究方向，以便将研究推向新的境界，新的高度。中生强调“问题意识”，正反映了他自身对徽州人口史研究的高标准追求。对此，欣慰之感，佩服之情，油然而生。
“问题意识”，在中生的书中，表现为对徽州人口史的整体性关照，力图对徽州人口与社会作出全方位的、立体的研讨和说明。他说：“人口史研究最为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解释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迁，不可能仅仅是作纯粹人口学意义上的探讨。因此必然要与制度史和经济史相结合，也必然要在特定的时空下，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中进行微观和宏观的结合，这样就更容易把握人口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深入人口史和社会史研究。徽州人口在群体性、身份性和重合性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征，由于人口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具有不同的身份，人口分流是生态和人文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徽州人口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更为密切，徽州人口分流应放在徽州整体社会的框架内进行探讨，社会学的视角是必不可少的。”（“导论”第10页）讲的“整体性关照”，我理解有两个意思，一是对徽州人口史进行“人口与社会”整体性讨论，这很符合于历史学界“整体史”研究的愿景，因此我想中生的徽州人口史研讨，在一个不大的领域从事整体史研治，对历史学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探索。二是将徽州人口分流放在徽州整体社会框架内进行。关注徽州人口分流，应当说抓住了徽州人口史的主要问题，这是完成论题目标的关键所在。
“徽州人口分流”顺理成章地成为这部专著的着力所在，即在严重的生存压力下，人口向三方面分流：改变传统的农本观念，变更职业，由务农而经商，形成强势的徽商群体；以身份换取生存权利，从良人地位的农民，卖身投靠主家，下降为依然务农的世仆贱民；为更好发挥谋生的主动性和获取某种生存保障，大家庭分化为小家庭，同时组合成大宗族。说明了徽州人口分流史，无异于道出了徽州的历史特点——一度执商界牛耳的徽商，引起皇帝瞩目与同情的世仆命运，强化建设的徽州宗族，有意无意间勾勒出徽州社会简图。(www.xing528.com)
此书的另一个特色是运用徽州契约文书资料。研治地方史，方志无疑应是首选参考资料，有关的政书、文集、笔记亦为不可缺少的史源，幸运的是徽州契约文书的大量存世，给予中生索取资源，他不辜负天然的有利条件，利用它进行论证，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
道贺的话就说到这里，期盼中生学术新著赓续面世。
（2014年11月5日写于安徽大学鹅池之畔，载胡中生著《明清徽州人口与社会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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