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表5科举中式者的籍贯和时间，15、16世纪是山陕商人为多，而见不到徽州学子的身影，这当然不能说在这两个世纪中扬州没有徽商，而是表明，至少在15世纪他们要比西商少得多。从表2看，嘉靖时徽商已不止一人定居仪征，而这时是16世纪中叶，此后的万历及明末徽商到了一批。再看表1，前面八位都是在16世纪下半叶中举，证明16世纪是徽商涌入扬州的时代。据嘉庆《两淮盐法志》卷49《仕宦表》制作的表3，徽州籍两淮人出仕的第一人是在天启崇祯时，其实此书同时记载，就有大同人李匽举贤良方正，官知县。而在嘉靖时绥德人阎琮流落扬州，占籍江都，其子阎金任侠好义，1558年倭寇骚扰江淮，知府发动民众守城，“时西北贾客扬州者数百人，金召其豪，共登陴，射杀其渠魁”，倭退去。故乾隆时修江都县志，为阎金立传。[18]其时扬州有西北商人数百人，难怪会出科举人才和官员，如阎金子九德于万历年间出任府照磨。可知两淮的山陕籍人出仕早于或至少不晚于徽州籍的两淮人。西商先到两淮，应当不成问题，可是表6显示，两淮西商子弟科举的出现，远远晚于徽商，这同我们的西商早到的说法是不协调的，或者说是矛盾的，对此笔者理解尚浅，估计的一种可能是文献本身的不完善。《两淮盐法志》的编者在作《科第表》时就预计到遗漏、差错及其原因：“明万历中定商灶籍，两淮不立运学，附入扬州府学，故盐务无册籍可稽，且有西商，无徽商，亦偏而不全。我朝相沿明制，嗣于乾隆四十四年商灶裁归民籍，更无区别。”[19]关于西商的文献较少，其子弟中式了却可能失于记录，而徽州人这方面损失要少一些，因为他们“贾而好儒”，自身文献多，失载的情况相对要少，这是就双方的情形讲的；再从扬州地方看，人文之盛，是出在清代，而明朝不行，很少有进士面世，而在清代，鼎甲之人已是屡见不鲜了。拙文《清代仪征人才的兴起及原因》已有所涉及，这里不再复述。徽州人后到，地方文化也发达了，自身再重视，故而显得人文盛于山陕。
以上是就某些历史资料作出的辨析，再从盐商特点来看。两淮盐商之盛，起于明朝政府实行的“开中盐法”，即商人运粮北部和西部边疆，作为军储，政府给予淮盐，以为交换。正统间，政府因西北边军缺马，又令商人纳马中盐。[20]山陕商人地处边境，出入交粮地区方便，而且易于把握边境情势，所以有条件应政府之征，纳粮戍边，取得盐引，成为两淮盐商。相较而言，徽商就不如西商有那样的便利条件，及至看到山陕商人的牟利，才会参与这种商务，这自然要在时间上比山陕商人晚一个阶段，成为两淮后到的盐商。弘治中户部尚书叶淇改变开中盐法，“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而给商人盐引，这样商人可以不用将沉重的粮食运到边境，或者也不必雇人在边地种粮食交纳，交银子就可以了。[21]此种办法，令边地商人失去优势，内地商人则得到交银的便利，这就有利于徽州两淮盐商的发展了。(www.xing528.com)
总之，笔者同意王廷元、田培栋等先生的观点，认为西商早于徽商到达两淮，15世纪及16世纪上半叶他们是两淮盐商的主角，而16世纪下半叶角色的变化，徽商日益起主要作用，至17、18世纪，后者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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