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陕西、徽州商人到扬州地区经商，自然是早在明代以前，不过本文所说的西商、徽商是指在政府监督下以经营盐业为主体的商人，这却是明代以来的事。从表6可知，明初就有徽商到扬州，但那很难说是盐商，而明中叶起就有不少盐商了。表5中陕西籍的黄谏、茂彪、曹英，山西籍的张颐、季春等人都中式在15世纪50年代前后，可知他们的先人应当在这以前到达两淮经商，成了扬州人的一些商人子弟科举中式，表明商人就不是极少数，而会有一批了。这是我们的推论，相信是符合实际的，但毕竟证据不足，所以不满意于文献的搜求。
前面六个图表中，有四个是属于科举仕宦人物的，在新移民中，如果本人不是官员流落在异乡，一般成分的工商业者，不仅本身不会成为科举出仕者，第二代也很难做到，而会在第三代、第四代开始，或以后有了可能。另外，两个表中的人物，特别是仪征人表，所列颇有非科举仕宦的，然而他们也很难是第一代移民，因为要在地方史志中取得一席之地，得有异样行动，作为平民百姓，只能是有官方和社会所推崇的孝义行为，诸如在地方上有重大义举，非有较大财力的人做不到，而这是新移民所难于胜任的。因此，不论是哪一种情况，我们在表里所能见到的人物，所标志的时间，综合来看，在那个时间里，这个人的家庭或家族已经在扬州生活一个时期了，而不是这时才开始的，换句话说，他的先人要比他早到扬州若干年。由此可知，明代中期，图表所示人物不多，远未真实地反映当时实况：要比实际到达的盐商少一些，或者少得很多，这是不如人意的另一个方面。(www.xing528.com)
笔者所利用的文献，大多产生在乾嘉时期，又多系地方史志，众所周知，此时盛行考据学，人们著书立说，提倡言必有据，要经得起考证，新移民的事，口碑多而文献少，著书人为慎重起见，对传说和某些文字记载就不敢使用。地方修志，有一些禁忌，害怕把别的地区的人和事写到本地志书里，让其他地方的人笑话，如若将外地名人写进来，为本地增光，岂不惹出“借才”之讥，在考据学流行时，这种顾虑更多。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提高了著作质量，但如果实行不善，也会有负面效应，至少是遗漏史实。笔者所利用的嘉庆《江都县续志·凡例》，有意识地规定：“邑虽分甘泉，其人物彼此互入，不能划然，凡已见续甘志者不复复出，至近而仪征，远而歙县，且自乾隆三十年以前未裁商籍，又多山陕流寓，实隶本邑，并非借才。”[8]特别交代本县人物与甘泉、仪征、歙县、山西、陕西人的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有关系的就要写进来，请外地人不要以为是乱拉人，借才沾光。看来，他们的担心并非是多余的，因为当地移民多，籍属关系复杂，弄不清楚，就会让人看笑话。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可能就因为过分小心，就遗漏了不少史实。据乾隆《江都县志》卷12《选举》记载，1526年中式的山西籍蒋应奎，[9]1532年中式的陕西榆林籍何诚，[10]1658年中式的山西籍高晫，[11]1700年中式的陕西籍梁棠荫和山西大同籍李梦昺，[12]1703年中式的歙县籍吴蔚起，[13]1746年中式的山西籍史宏义，[14]1709年中式的大同籍李同声、歙县籍程喈，[15]均不见于嘉庆扬州府志，对其中的某些人，府志特意作出不载的说明，如康熙庚辰榜下注云：“案：旧志有江都人李梦昺、李珍、梁棠荫三人，考题名碑录，梦昺山西人，棠荫陕西人，故俱不录。”[16]其实这三人在嘉庆《两淮盐法志》里有著录，笔者也将他们移植在表六中了，嘉庆府志是没有下功夫考证他们的居地和籍贯，因他们回原籍应试，以为他们与扬州没有关系，怕写出来被人讪笑，精神可嘉，而漏载是事实。又如康熙癸巳榜，府志有按语云：“旧志有江都人程崟、景考祥，考题名碑录，崟，歙县人；考祥，河南人，故皆不录。”[17]程崟是歙县籍的扬州人，应当记录在府志里。乾隆的扬州府志，审慎精到，然不无遗珠之憾，致使山陕徽州赴扬经商及移民的资料有了不应有的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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