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天主教徒在外省的情况及发展现状

安徽人天主教徒在外省活动的，前述姚若翰、沈方济各之外，笔者知道的有许伯多禄、汪钦一、鲍天衢、顾行周、汪伊纳小、沈联升、程旭刚、陈庆，以及在饶州的徽州人信徒。其中徽州人六名，太平县、石埭县各二人，五河县一人。下面将对许伯多禄、汪钦一、鲍天衢等人生平一一道来。

许伯多禄，泗州五河县人，以教名行世，埋没了真名，无疑是虔诚天主教徒。他至少有一部分时间生活在广东。他是乾隆十二年（1747）江南教案中人，只是案发时已故世。此案的主角是西洋传教士王多安尼（黄安多，Antoine-Joseph-Henriquez，1707—1748），于乾隆二年（1737）六月到澳门，十月动身往江南苏州府昭文县戈庄，许伯多禄和江西南安府人谢伊纳爵、澳门人谈文多拉带路，十一月到目的地，许伯多禄等人返回广东。到十二年（1747）十一月王安多尼被捕，口供“那许伯多禄如今已死过了”。许伯多禄的故世当不晚于这一年。他伴送王安多尼至此时已经十年了，王安多尼不仅记住他，还知道他已辞世。死前他们之间或有来往？或王安多尼对他尚有关切而得到他人提供的信息？就此而言，许伯多禄是西洋传教士心目中一个在意的人物。^[28]许伯多禄很可能是往来广东的商人，伴送西洋人进入内地为辅助谋生的手段，因为与他同行的谈文多拉、谢伊纳爵，在乾隆九年（1744）九月又伴送传教士谈方济各（谭方济，Tristan de Athemis 1707—1744）从澳门到昭文，后来案发，谢伊纳爵供称“当年往来广苏贩卖，贪得盘费引送，随即回籍”^[29]。当然，乐于伴送还有宗教信仰的因素。

汪钦一，徽州歙县人，生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多年寄居苏州常熟县，他也是王安多尼案中人。他可能认识许伯多禄，不过他的经历要比后者复杂得多。他起先跟随王安多尼，不久为王安多尼的同事谈方济各服役，而后又跟从新来的西洋传教士张若瑟。他在雍正五年（1727）接受传教士德马诺^[30]的布道入教，乾隆二年（1737）王安多尼到来，他就跟着“各处行走”，王安多尼活动在江苏的苏松常镇和浙江的嘉兴、湖州诸府，汪钦一充当向导。九年（1744）十一月，意大利人谈方济各来与王安多尼会合，汪钦一改随谈方济各，四出活动。十一年（1747）朝廷禁教，谈方济各和汪钦一四处躲藏，如同苏州长洲人、开洋画店的教徒管信德口供所说：“五月初四日，有汪钦一领了谈方济各来，说出城迟了，借小的家住了一宿，次日就去的。”又如长洲教徒顾有才供出，五月二十日谈方济各和汪钦一来住一宿。十一月，汪钦一、谈方济各、王安多尼先后被捕。审判情形，耶稣会士傅安德于1750年12月2日在澳门写的信中有些细节的描述。信中说汪钦一是谈方济仆人，与教徒、会首唐德光（唐若瑟）表现出坚贞态度，审讯中唐德光不怕拷打，死在狱中，“为宗教真谛增光”。“汪钦一在同样的（第一次）审讯中，也作出了相同的回答，以同样的坚定态度接受同样的虐待。”再次审讯，汪钦一因“过去曾遭到过严重拷打，以至于他只能勉强支撑起身体来……表现出某种脆弱……（最终）以一种不可战胜的坚定性抵御着种种诱惑”。“（第）三次遭到严酷的拷打，他始终以同样顽固的毅力而维护宗教及其信仰者们的利益。”^[31]十三年（1748），王安多尼、谈方济各被判处绞刑，汪钦一以“附教载运”罪，依律例杖一百。^[32]几年之后，汪钦一再次为信仰天主教进行活动，并陷入新教案。乾隆十七年（1752）二月，传教士张若瑟，在引领王安多尼、谈方济各到昭文的江西人谢文山（谢因纳爵）^[33]等带领下出发，三月由水路到镇江，受过杖刑、五十七岁的汪钦一前来迎接，将张若瑟送到松江周景云家，又领他到常熟、昭文倪德载、邹汉三家。汪钦一略懂西洋话，跟随张若瑟传教，每年六两银子工钱，银子系由澳门寄出，十八年（1753）的工银是苏州教徒沈马窦从广东带来。十九年（1754）汪钦一与张若瑟等被捕，张若瑟于二十年（1755）被驱逐澳门，汪钦一、邹汉三等人是王安多尼案中人，此次再犯案，被两江总督鄂容安、江苏巡抚庄有恭视为“怙恶不悛，情犹可恶”，应照左道惑众为从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处刑。^[34]在此次判案审讯中，汪钦一供词：“小的是常熟县人，今年五十七岁。”^[35]说他是常熟人。其年龄与上次案中所说五十岁合辙，而籍属有徽州歙县与常熟县之异，他应是原籍徽州歙县，寄籍或寄居（侨寓）于常熟。^[36]

鲍天衢，又名鲍天球，徽州歙县人，生于康熙五十一年（1711）自幼信天主教，教名伊雅伯。乾隆五年（1740）到苏州常熟贩卖棉花，在常州昭文县戈庄遇见王安多尼，就跟随他服侍，眼见他各处传教，每月得五钱银子工钱。^[37]乾隆十一年（1746）禁教，政府查拿，王安多尼雇船，鲍天衢和他一起逃往浙江嘉兴府海盐县教徒孙敬三家，被捕，表示愿意出教，判刑杖一百。^[38]

顾行周，徽州人^[39]，生于康熙十五年（1676），自幼信教，教名非理伯，长期住在昭文县小东门外，行医为生，没有家属，常在外看病，因为医务繁忙，不能念经礼拜，王多安尼来到之后，听他讲“不要冷淡了教规”，所以恢复念经，住所供教徒使用。十二年（1747）被捕，表示愿意出教，亦判刑杖一百，因年过七旬，按律收赎。^[40]

汪伊纳小，陷入乾隆十九年（1754）江南教案。在张若瑟案件中，松江府南汇、青浦逮捕传教士刘马诺、李若赛（李若瑟）、龚安多尼、费地窝尼小四人。费地窝尼小，于十六年（1751）八月从澳门出发，会长季类斯让他去北京，护送的“徽州人汪伊纳小”“说不如去江南”，遂领着于十月到松江吴西周家；吴西周供词亦云，“费地窝尼小是徽州人汪伊纳小领到小的家”。可是张若瑟、刘马诺、李若瑟等人口供，谓“费地窝尼小系苏州人汪伊纳小伴送”^[41]。汪伊纳小与汪钦一一样，即原籍徽州，寄籍或寄居苏州。

沈联昇、程旭刚、陈庆在京习教。沈联昇，乾隆四十五年（1780）出生，池州石埭人，与沈方济各同姓、同地，不知是否同宗。十六岁（嘉庆元年，1796）到北京，挑剃头担理发为生，住在西四牌楼后泥洼，后来在报子街太平县人程旭刚剃头铺居住，十年（1804），在熟人何姓引领下信教，进天主堂念经，后因官府禁止出入教堂，沈联昇就与同教的程旭刚、太平县人陈庆等人在剃头铺内念经，铺内有十字架牌位、《要理问答》书。程旭刚、陈庆都是祖父以来入教的。二十五年（1820）七月，沈联昇因形迹可疑被捕，供出程旭刚、陈庆等人，在审问中，他们一致表示不愿出教。二十二日，管理西洋堂事务大臣英和、穆彰阿上奏，以沈联昇等人，敢于“习教念经，实属不法”，或许还有传徒惑众情事，请“交刑部严审定拟”^[42]。沈联昇、程旭刚、陈庆都是天主教的忠实信徒。

居住饶州的徽州人教徒。关于他的资料太少，只有点滴信息。耶稣会士殷弘绪（Francois-Xavier Dentrecolles，？—1760）到饶州，在“这个城市里只找到惟一一名基督教徒”，他就是来自江南徽州的年轻人，这位徽州人是在此地新教堂接受利圣学神父^[43]的施行洗礼。作为外乡人，不久他回家乡去了。这位徽州教徒，对新来的殷弘绪应当有所助益，如介绍饶州情况，提供生活方面的帮助，但不会多，因他离开了。^[44]

在外乡活动的安徽人教徒，徽州人远远多于其他府州，而且有神父，有接引伴送人员，比较活跃，能量也比较大，展现出他们与徽商之开拓精神，外向发展精神恰相一致。与此相反，似乎在徽州当地，天主教不兴盛，给人一种反差感，值得玩味与深思，是这里的宗族势力强大、理学观念强烈有以致之？笔者有了疑惑，认为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总起来说，需要开展安徽天主教史的研讨。拙文倘能引出研究安徽天主教史的美玉佳作，笔者幸甚！

附言：前文讲到乾隆十三年（1748）王安多尼、谈方济各被判处绞刑，令我想到刊登在《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上的拙文《康雍乾三帝天主教非“伪教”观与相应政策》所留的遗憾。文章说到王安多尼、谈方济各被江苏巡抚安宁拟刑：“‘王安多尼、谈方济各各依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律，拟绞监候。’^[45]乾隆帝是否予以批准，笔者阅览不广，尚不知晓。”现今从《耶稣会士书简集》第四卷《耶稣会士傅安德神父致同一耶稣会的帕图耶神父的信》（1750年12月2日于澳门）得知，王安多尼（黄安多）、谈方济各（谭方济）的处刑及遗骸下落。信中说，江苏巡抚的报告“获得了钦准”，便在1748年9月12日执行了，行刑是在监牢中进行的，二人被绳索勒死，尸体入棺，安葬在穷人的乱葬岗，教徒以几块石头给两个墓葬作出标志，1751年乾隆帝南巡，乱葬岗在官道边，碍眼，官员迁移乱葬岗尸骨，教徒凑六十两银子，贿赂胥吏，将黄安多、谭方济尸骨赎出。^[46]今说明原委，以补前愆。

（写于2014年12月13日，载《安徽史学》2015年第1期）

【注释】

[1]高华士著：《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修灵笔记研究》，赵殿红译，张西平序，第5页，大象出版社，2007年。福建福安天主教史，另有学者的专题论文。

[2]载于《历史教学》2013年9月下。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传教活动档案》，第二册，中华书局，2003年，第646页。下引该书资料，简单注作：一史馆档案及册数、页码。

[4]法国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郑德弟、耿升、朱静等译，大象出版社，2005年。下引该书资料，简单注作：书简集及卷数、页码。

[5]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下引该书资料，简单注作：吴旻、韩琦编校书及页码。

[6]荣振华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耿升译，中华书局，1995年。下引该书资料，简单注作：荣振华书及册数、页码。

[7]此处所说“清代前期”，是指鸦片战争前的清代。

[8]荣振华书，下册，第858页。查道光七年《徽州府志》卷2之6《舆地志·古迹》婺源县无天主堂记录，卷4《营建志·寺观》，载佛道寺庙，未及天主堂及清真寺，卷14《人物志·仙释》有佛道人物，无天主教徒。又，乾隆三十六年《歙县志》，无天主教信息。康熙十二年《太平府志》卷25《古迹·寺庙》无天主堂记录。方志中很难见到关于清代前期天主教的记叙，影响笔者查阅更多的安徽方志，书此，亦有歉疚感。

[9]荣振华书，下册，第474—475页。

[10]荣振华书，下册，第854页。

[11]荣振华书，上册，第314页。

[12]吴旻、韩琦编校书，第47页。

[13]吴旻、韩琦编校书，第50页。

[14]康熙年间，江南省辖区包含后来的江苏、安徽二省，各设布政使。

[15]康熙十二年《太平府志》卷4，《地理志·乡社》，台北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本，第一册，第83页；遗憾的是，府志记录芜湖县的坊巷，却没有著录来远坊。

[16]书简集，第一卷，第232、237—238页。

[17]同治《五河县志》卷19，《杂志五·轶事·天主堂》，第四册，第27页，“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23号，1974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允许传教，同治间，“教士刘德辉于大兴街北首购地两处，建天主堂一、育婴堂一。马其苏、金缄默两教士复与张家滩、黄家嘴、石家嘴、武家桥……各处，次第踵建”。(www.xing528.com)

[18]荣振华书，上册，第348页。

[19]荣振华书，下册，第474—475页。

[20]吴旻、韩琦编校书，第47页。

[21]书简集，第一卷，第314—317页。

[22]荣振华书，下册，第460页。

[23]书简集，第一卷，第237—238页。

[24]荣振华书，上册，第348页。

[25]荣振华书，下册，第751—752页。

[26]一史馆档案，第三册，第1131—1136页。

[27]一史馆档案，第三册，第1137—1170页。南弥德的信是否为沈方济各伪造，其实仍有疑问，沈方济各是懂得一些西文，能写信，但很难写得流畅、优雅，能让刘方济各相信，同时刘方济各并未改供，而钦天监的西洋人哪有不参与传教的？！南弥德与刘方济各同船而来，同在澳门生活一段时间，同是西洋人在中国，怎能毫不关切？！设若南弥德与刘方济各毫无关系，沈方济各怎么会想到假造南弥德给刘方济各的书信？

[28]吴旻、韩琦编校书，第202—204页。

[29]吴旻、韩琦编校书，第240页。

[30]德玛诺，在浙江嘉兴等地传教，死于雍正间，被其徒弟唐德光安葬于海宁县硖石地方。见吴旻、韩琦编校书，第220、226页。

[31]书简集，第四卷，第359—362页。

[32]吴旻、韩琦编校书，第219—220、234页。

[33]谢文山，王安多尼案件中被判刑，乾隆十四年（1749）年五月遇赦出狱。一史馆档案，第一册，第214页。

[34]一史馆档案，第一册，第214—216、221、226、236页。

[35]一史馆档案，第一册，第230页。

[36]徽州人外出经商或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很多，而在江苏、浙江尤多。他们在外乡生活时间长了，有的就在寄居地入籍，于是有原籍、寄籍的两种情况。虽是寄籍了，可是对原籍仍然认同，所以说到籍贯，或说原籍，或云寄籍，如有名的出使琉球正使汪楫，原籍徽州休宁，寄籍扬州江都，参加康熙博学鸿词科考试是以寄籍的名义，而有关此次特科的文献又说他是休宁人。这种情形在清代较普遍，很平常，人们很理解。因此汪钦一的歙县人、常熟人两地说法都对。

[37]吴旻、韩琦编校书，第203—204页。

[38]吴旻、韩琦编校书，第216—217、234页。

[39]王安多尼口供，说在常、昭二县招收入教者中有顾行周，似乎他是苏州常熟、昭文人，顾行周的口供说他是徽州人，应以其口供为准：他是徽州人，侨寓昭文行医。见吴旻、韩琦编校书，第202、211页。

[40]吴旻、韩琦编校书，第211、234页。

[41]一史馆档案，第一册，第217、221、229、231页。

[42]一史馆档案，第三册，第1173—1174页。

[43]利圣学在中国建立六个传教区，长期在江西传教，前面已经说到，一度与郭中传到宁波建堂。山西宗座代牧张安当让他去山西，将来接替他，为到山西，张安当与利圣学应先去北京，在离开北京两天路程的地方死去。总会长张诚特意从北京来迎接，尸体安葬北京神父墓区。书简集，第二卷，第21—25页；荣振华书，上册，第90—91页。

[44]书简集，第一卷，第207页。

[45]吴旻、韩琦编校书，第233页。

[46]书简集，第四卷，第362—3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