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的西洋传教士与安徽神职人员在外省传教的情况

前面的叙述业已表明，到安徽传教的主要是西洋人，也有中国人，这个子目里介绍前述那几位西洋人在安徽的活动；与此不同，却有着几名安徽人在外省布道。

成际理，葡萄牙人，有记载说他是茨冈人（吉普赛人），出生于欧洲，“善于计算和具有神性”。顺治八年（1651）到江南上海，十七年（1660）到淮南，康熙初年历案中流放广州，在五年（1666）年底，他召集同被监禁的二十五名传教士讨论“有关仪礼和本地神职人员大会”，历案后返回南京，于十三年至十六年（1674—1677）任副省会长，二十二年（1683）再次到淮南，四年后病故于此。撰有《学院教规》。^[19]

康熙帝于三十一年（1692）颁布容教令，准许西洋人在中国传教和中国人信教，西洋传教士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开展传教活动，梁弘仁适时地在芜湖、池州建立天主堂，他就是西方文献纪录中的罗萨里主教德·里奥纳。三十五年（1696），他在浙江严州府建德县纯孝坊右边买地建天主堂。^[20]几年后，法国人耶稣会士利圣学（Jean-Charles de Broissia，1660—1704）、郭中传（Jean-Alexis，1664—1741）于四十年（1701）到宁波买地建堂，新任宁波官员和浙江巡抚禁止建造，利圣学等以梁弘仁在严州建德县建成教堂为例，说是礼部批准的，巡抚仍是不准，后因服务宫廷的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在北京运作，找到礼部尚书获得批准，郭中传始得继续施工建堂。^[21]即此一事，可见梁弘仁活动能量之大，能够在京城找礼部批准在严州建堂，由此可知他是有能力在安徽芜湖、池州建堂的。

魏方济，比利时人，康熙二十六年（1687）到广州，次年至上海，三十一年至三十九年（1692—1700）在南昌，四十二年（1703）因任职司库去罗马，四十六年（1707）返回澳门，次年与受康熙帝派遣出使教廷的传教士艾勋爵（AnToniv Francesco Giuseppe Provana，1662—1720，艾若瑟）、中国教徒樊守义（1682—1753）等人一同前往罗马，五十年（1711）用拉丁语翻译出版了《中国六大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和《三字经》），五十五年（1716）试图再往中国，未果。^[22]魏方济的传教经验是在乡村比城市容易，在芜湖的经历更强化了这种认识。他说：“宗教的传播在乡村比城市更容易，因为乡村比城市更自由。”“在乡村，人们的活动自由自在，不必经过任何人的批准。基督徒的热情也很高，尤其是在开始阶段。因此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我不止一次地体会到这一点，特别是在小城芜湖的乡下和在芜湖。”他第一次到芜湖，为一百一十六人施洗礼，第二次就多达五百六十人，其内有十八至二十名读书人，另有一位在其他县城做过十年的官吏。他因此而欣慰，更热衷在这里建立大小教堂。^[23]

奥地利人南怀仁，生于维也纳，字莪德，乾隆四年（1739）到湖广传教，先后出任巡按使、南京主教、北京教区圣事施行人，在松江故世。传教士晁俊秀（Bourgeois，Francois，1723—1792年）说：“他实际上是在各方面都具有首屈一指的有功德之士”。^[24](www.xing528.com)

西洋传教士到安徽来传教，另一种现象是安徽省籍的神职人员在外省传教。姚若翰（1722—1796），署名Yao，Jean，中国人神父，荣振华书中作有他的小传，对于他的出生和职业写道：“诞生：可能为1722年于徽州府（安徽省）的歙县。他是受皈化的商人。”或云“他诞生于江西”，“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明确道出他出生于1722年，即康熙六十一年，他的职业是经商，同时是教徒，一个不确定的事情是出生地，是否就是歙县，还是江西。他是商人家庭出身，诞生在家乡或者父亲经商之地都有可能。他皈依天主教，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在北京进入初修院，三十一年（1766），由奥地利人南怀仁主教授予神父，次年（1767）5月17日发愿。前往“河南传教区，又在北京，从1775年起在江南，1790—1792年在江苏创建了海门传教区。”嘉庆元年（1796）在苏州府故世。^[25]他所创建的海门传教区，令天主教在此流传，嘉庆十九年（1814）发生教民袁昌传习天主教案，袁昌被捕惩治，而民间信仰不绝，丁驾凡、龚忝宝等仍然念经，刻卖瞻礼单，在二十四年（1819）又被官方发觉审办。^[26]

石埭人沈方济各在湖北谷城传教。沈方济各，本名沈谷瑞，安徽池州府石埭县人，教名方济各，乃父信仰天主教，念十诫经。嘉庆元年（1796）到北京，行医并做裁缝，三年（1798），由浙江人杨老大引入天主北堂信教，为西洋人吉德明服役，学习了西洋语文，十七年（1812）吉德明故世，乃离开北堂，二十一年（1816）九月从北京到谷城，投奔西洋传教士刘方济各，在他随时指点下会讲经卷，与刘方济各在一起的还有直隶宛平人何伊纳爵，于是三人分头向信众讲说西洋经卷，每月四次坐瞻（即星期天做礼拜）。二十四年（1819）闰四月刘方济各、沈方济各被捕，所以刘方济各供词中“有安徽人沈方济各也在湖广传教”的话。沈方济各开始的口供说离京来湖北时，在钦天监做事的喇弥约（南弥德）交给一封书信转投刘方济各。刘方济各供认有这封信，是用西洋字写的，内容除了问候，就是让关照沈方济各。及至喇弥约被押到湖北对质，喇弥约不承认写过这封信，沈方济各改口，说那封信是自己伪造的，为的是好让刘方济各接纳他。为让人相信他后来说的是真话，强调喇弥约（南弥德）是有身份的人，不能随便与他交谈，而且他在十七年（1812）离开北堂，就不能进去，如何能让喇弥约给他写推荐信。喇弥约只承认与刘方济各同船来澳门，分手后不知他来湖北，从无往来，没有写过信。官方审案认为喇弥约说得有理，相信书信是沈方济各伪造的。喇弥约供职钦天监，不得传教，不得与外省传教士联络，否则有罪，喇弥约与刘方济各若无交往事，自然无罪。嘉庆二十四年（1819）十一月二十一日，鄂抚张映汉上奏折，请求将刘方济各拟绞立决；沈方济各等二十六人，按照乾隆朝的发往新疆给厄鲁特为奴例，改发回城，分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均照例分别刺字发配。^[27]

四名西洋人到安徽传教，两名安徽人到外省传教，就安徽天主教讲，也是一种内外交流。不过，四位西洋人中没有一个人是专门以安徽为活动中心的，除了成际理，都是短期在此活动，似乎天主教传教士没有将安徽作为重点传教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