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利益而生产的部分

讲到棚民的生产，一般都说他们从事经济作物的种植。雍正时期，浙江官员王国栋、李卫说棚民“皆以种麻、种菁、栽烟、烧炭、造纸张、作香菰等务为业”^[17]，或说棚民“艺麻、种菁、开炉煽铁、造纸、制菰为业”^[18]。皖南棚民是否也是如此？几乎所有资料都只说他们“垦种包芦”，如同治《宁国县通志》卷9《艺文》，同治《祁门县志》卷12《水利》，嘉庆《旌德县志》卷5《物产》，等等，到了近代，才说“栽种烟、靛、白麻、包芦、薯蓣等物”^[19]，即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兼种。看来皖南的棚民从种植杂粮开始，逐渐向培植经济作物过渡，不过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期是粮食生产时期。

经济作物的生产是要将产品送到市场上进行交换，是为出卖而生产。皖南棚民不生产经济作物，很难由此断定他们的生产与市场的关系。但是即使在粮食生产中，也可以从棚民的生产力和经营规模判断这种生产与交换的关系。嘉道时期，皖南泾县人包世臣曾经总结过棚民开山生产的经验：山田适宜于种植经济作物和杂粮；要在农业生产的同时，兼顾养猪和家禽，特别要注意积肥和施肥，他说：“山棚人多，粪非所乏，故宜多备区种”，“凡棚须备二三间养猪”，“收利既重，又资其粪”^[20]。他的总结，反映出棚民拥有较多的劳动力；注意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有较高的生产能力。在此情况下，棚民生产包芦等杂粮，也“获利倍蓰”（《杨文》），也就是说棚民的生产量是比较多的，除了他本身和雇工食用之外，一定会有一部分粮食要拿到市场去交换，而且为了交纳货币地租，也必须这样做，所以说他们的生产部分是为了出卖，所以才能“获利倍蓰”。

三

富裕棚民经营方式的实质是什么，是否已是资本主义的了？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明确什么是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关系。列宁指出，发生资产阶级农业制度的过程，原因有两个：（1）商品生产（2）不仅是产品，而且劳动力也成为商品。^[21]根据列宁和马克思的一些论断，我们认为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以下特点：

（1）农业经营者是为出卖而生产，因此，农业就成为商业性行业，而不是封建的自然经济的农业。它的标志就是农业的专业化。

（2）农业经营者雇工生产，这种雇工既要一无所有，又要有人身的自由，但是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不能生存。

（3）农业生产者有较多的生产资金，生产规模比一般农户要大，能够改良工具和改进耕作技术。

从这几个特点看富裕棚民，其还构不成资本主义租地农业家，经营方式还不是资本主义的。这是因为：

第一，富裕棚民的生产虽已有一部分是为了出卖，但是还不占主导地位，这就是说他们的生产并没有发展为商品性农业生产，没有形成农业专业化。

第二，富裕棚民交纳的地租，不是“除去资本的平均利润所剩下的一部分剩余价值”^[22]，即不是资本主义地租。同时，富裕棚民预交的相当数量的租金，本来可以用来发展生产，提高产量，增殖财富，发展其经济，但是由于中国封建土地私有制发达，农民租赁土地条件苛刻，富裕棚民为取得租地，不得不付出沉重代价，从而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他们发展生产的能力。

第三，包括富裕棚民在内的所有棚民，虽然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迁徙自由，但还都受着封建政府和地主的一定人身控制。封建政府和地主认为棚民经济“病农藏奸”^[23]，即害怕农民造反者隐藏在富有流动性的棚民中，影响封建秩序的稳定。为此官方在棚民中推行保甲法。摊丁入亩后，清朝统治者控制人民的日常办法就是保甲制，雍正皇帝说：“弥盗之法，莫良于保甲”。^[24]雍正四年（1726）推行保甲制的时候，雍正帝特地命令地方官将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的棚民“照保甲之例，按户编查入册”^[25]。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朝政府改定保甲法，于土著居民、商贾等客民编排保甲办法之外，提出“山居棚民责成地主”的条例^[26]，二十八年（1763）又规定带有家属的棚民隶籍编保甲，单身棚民只有取得指定保结之后才准许寄籍编入保甲。^[27]道光四年（1824），道光帝下令整顿棚民保甲，严令“查有不安本分斗狠健讼之徒，立即严拿示惩”^[28]。

统治者控制棚民的另一种手段是驱逐棚民。皖南是封建族权盛行的地区，山地往往为一个宗族所公有，棚民只是向宗族中个人租山，交纳租银。宗法性族长往往从宗族内的出租人那里分得租银，但却不承认棚民的租佃权，他们或自行“焚棚抢苗”，迫害棚民，或者给棚民捏造罪名，呈请清朝政府惩治。企图以此“自得价银”（《杨文》）。清朝政府总是支持土著地主的要求，以行政手段解除棚民与山主的契约，勒令棚民退还租地，返回原籍。嘉庆十二年（1807），清朝政府规定：若将公共山场出租给棚民的人“照子孙盗卖祖遗祀产至五十亩例，发边远充军，不及五十亩者减一等”；承租之棚民，“不论山数多寡，照强占官民山场律，杖一百，流三千里”^[29]，棚民出价承租，却照强占他人土地法律治罪，其残暴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第四，当时手工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只处于萌芽状态，手工业生产没有大发展，不可能吸收大量农业人口，以促进农村两极分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一般来说，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在手工业和商业之后，这就决定清中叶很难有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关系。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看问题要有发展观点，哪怕是微弱的差异；要善于发现新事物，哪怕是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富裕棚民的经营方式，尽管还没有脱出封建的窠臼，但新的社会因素已经出现了。小量雇工与部分地为出卖而生产相结合，是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始发点；货币地租虽然是封建地租形式，但它却是这种地租的“最后形式，同时又是它的解体的形式”^[30]，是资本主义地租发生的先兆。根据这些因素，可以说富裕棚民的经营方式中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

我们认为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主义萌芽不是一回事，两者有很大程度的不同。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虽然在14世纪15世纪已经可以稀疏地在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看到，但资本主义时期只是从16世纪开始。在它出现的地方，农奴制度的废止早已实行，作为中世纪光辉顶点的主权城市也早成过去了。”^[31]我们理解的资本主义萌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它有两重意义：其一，生产关系已经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性质，但保留许多封建因素，因而资本主义关系有待进一步发展，其二，这种关系只出现在个别地区或某些行业，很不普遍，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取代封建制，所以那个时代还是封建主义的。至于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则是指资本主义萌芽发生的条件、因素的集聚，只有这些条件、因素具备了，资本主义萌芽才能脱颖而出。我们认为富裕棚民经营方式只是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还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萌芽的程度。

富裕棚民的经营方式所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如果在正常的社会情况下，将会得到发展。因为雇工和货币地租，对发展富裕棚民的经济是有利条件，他们在租地契约期间，给业主的租金是固定不变的，而货币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下降，粮价不断上涨，因而他们的支付就相对减少，而收入相对增多，加上他们剥削雇工，所以他们将会沿着“同时牺牲工资雇佣劳动者和地主两方面的利益，而使自己变得富裕”^[32]的道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租地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富裕棚民是资本主义租地人的先驱。

（原载《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

【注释】

[1]同治《宁国县通志》卷1，《风俗》。

[2]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序》。

[3]《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

[4]《陶文毅公全集》卷26，《查办皖省棚民编设保甲附片》。

[5]道光《徽州府志》卷4之2，《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下引该文，简称《杨文》。

[6]《列宁全集》第一卷，第31页。

[7]道光《徽州府志》卷4之2，《楚颂山房杂著》。

[8]《陶文毅公全集》卷26，《会同皖抚查禁棚民开垦折子》。(www.xing528.com)

[9]《野语》卷10，转引自《明清笔记丛谈·野语》。

[10]道光《徽州府志》卷4之2，《国朝汪梅鼎驱逐棚民案稿》。

[11]《野语》卷10，转引《明清笔记丛谈·野语》。

[12]《资本论》第三卷，第933—934页。

[13]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稽户口议》。

[14]嘉庆《黟县志》卷11，《知县吴甸华禁租山开垦示》，下引该文，简称《吴文》。

[15]《楚颂山房杂著》。

[16]雍正《朱批谕旨·李卫奏折二》。

[17]雍正《朱批谕旨·李卫奏折二》。

[18]《清史稿》卷120，《食货志·户口》。

[19]光绪《宣城县志》卷2，《疆域形势》。

[20]《安吴四种》卷25上，《齐民四术》。

[21]《列宁全集》第六卷，第304页。

[22]《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273页。

[23]道光十七年御史陶士霖奏疏，见《陶文毅公全集》卷26，《会同皖抚查禁棚民开垦折子》。

[24]王先谦：《东华录》雍正朝卷8，雍正四年四月甲申。

[25]《清朝通典》卷9，《户口丁中》。

[26]《清朝通志》卷85，《户口丁中》。

[27]《清朝通典》卷9，《户口丁中》。

[28]《陶文毅公全集》卷26，《查办皖省棚民编设保甲附片》。

[29]《大清会典事例》卷755，《刑部·户律田宅》。

[30]《资本论》第三卷，第933页。

[31]《资本论》笫一卷，第790页。

[32]《资本论》第一卷，第820—8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