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旭媖，是一位极其贫穷的女子，她为人知晓，是因为她有诗集《峡猿吟草》，被乾隆时期诗词选家汪启淑发现，将她的诗选进《撷芳集》；我是从傅瑛主编的2010年黄山书社印行的《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获知的。一位贫穷女子，身前身后之为人所知，在于她有感人的事迹，她憎恶社会贫富不均而又积极生活的态度，还能够给后人认识古代女子谋生史开启思路。
孙旭媖，字晓霞，生活在康雍乾时期，享年约90岁。怎么得知她是活在这个时间的呢？《撷芳集》出版在乾隆五十年（1785），孙旭媖的诗既被选入，表明她是乾隆五十年以前的人，或此年以后仍在世，但不会很久。她作有《癸丑除夕》七律，此处的癸丑年，当系康熙十二年（1673），或雍正十一年（1733），或乾隆五十八年（1793），她享高年，乾隆五十八年应予排除，雍正十一年可能性最大，据此断定她生存于康雍乾年代。
她的父亲孙云朝是秀才，徽州歙县人，移居江苏无锡。她从乃父得到书本知识，会写诗，还懂得医术，但是家境贫乏，为生存下来，她决心不结婚，留在家中养活父母。《梁溪诗话》叙述她的身世和经历：“云朝夫子而贫，晓霞侍养不嫁。针绣所得，以供甘旨。复精岐黄术。亲殁，居邑之楼巷，颓垣斗室，吟咏自怜，年八十余卒。”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人之常情，孙旭媖断然采取不结婚的办法，留在父母身边，侍养他们，父母亡故之后，她孤独地了结一生。
她的侍养父母，靠的是女红，就是用给人家缝纫、刺绣的收入，供养亲人饮食。为赶活计，生病时亦打起精神做针线，不是不难受，为的是不让双亲知道女儿有病而担忧——“针线强拈非讳疾，恐教垂白两亲知”（《偶作》）。她懂得医术，很可能兼代给人治病，辅助家庭生活费来源。她以女红养家，为父母和自身的生存，做到了自食其力，解决生计问题，表明女子可以独立谋生，但必须努力挣扎，因为在传统男性社会里女子谋生手段受到诸多限制，养家更是困难重重，必须付出沉重代价，以至不得不独身。孙旭媖为父母的生存，不仅是供给饮食，同时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隐瞒自身病痛，就是显例，这样的为人行事，怎不令人敬重！她达到了孝的最高境界。(www.xing528.com)
孙旭媖自撰的《初夏感怀》诗证实《梁溪诗话》记叙的准确，该诗咏道：“漫将针线疗奇穷，九十韶光瞬息中。事遇伤心人易瘦，诗摹变体句难工。生憎柳絮因风起，不忿桐花为雨空。过眼繁华皆火石，莫将荣落怨天工。”她的家不是一般的贫乏，而是“奇穷”，如果将人们财产状况分为九等，她家应是第九等的下下户。她就是在这样困窘中度过一生，时时离不开伤心事。诗中同时表明她的人生态度是，窘迫中坚强自持，不羡慕荣华富贵，对自家的苦痛不怨天尤人。诗中透露她年逾九旬。
那么她是以安贫乐道的态度对待人生的吗？也不是，她嫉恨社会的贫富不均。孙旭媖父母弃世后，女红之外，她以吟诗作伴，借以抒发怨气，以及愤世的感情，使得心情好一点。且看她的《写怀》：“福慧难兼信不误，万千磨折我何辜。峨眉自古无才子，巾帼而今有腐儒。寂寂愁城书作伴，迢迢良夜月同孤。年来绣稿多抛却，剩有灵山大士图。”她自许有才华，是聪明智慧的人，连深奥的《黄帝内经》都懂，但是没有福气。这确有个人因贫困对世事不满的因素，但她不是不努力，是社会不允许富有才华的女子闯天下做一番事业，而混世的男人不能经邦治国，想不到今日有文化的女子也成了腐儒类人物，不懂与不能处理好世事。有才华而无福气，她的不平则鸣，抒发的是有识之愤世情绪。“福慧难兼”之说是千古话题，读书人不易饿死，但大富大贵者多非读书人。孙旭媖为什么身陷贫穷处境，有时以为是命运不济，所以《癸丑除夕》写道：“天乎命也空迟疑，流光速若风雷驰。”长久的抑郁心情，对世事的不公，有时发出怨恨不平之声，在《阅旧稿有感》写道：“不得其平便欲鸣，抚今追昔几心惊。旁人莫作闲情看，我自饥寒过一生。”当心情相当恶劣时，对备受折磨的人生有生不如死的感叹，遂在《忆亡妹》中说：“惨魂休恨招无意，犹胜生存苦备尝。”抑郁难免，她时时排解，不令它控制一生生活；不平则鸣，积郁需要抒发，有益于健康，就是这样才能使孤苦伶仃中的孙旭媖顽强地活下去，达到人生难有的人瑞之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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