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明朝万历年间，父亲籍贯歙县的胡贞波、苏州人周之标夫妇就为才女写诗即失德声辩。妻子胡贞波，能琴，能箫，通音律，间亦短吟，将丈夫未完成之作，用自家吟诗及古今人诗句著成《古牌谱》；丈夫周之标著《女中七才子书》，将《古牌谱》附刻于内，并为夫人之作写序：“‘女子无才便是德’，古人为失行者而发也……古昔贤媛，指不胜曲（屈），果皆不识字、不能文者乎？则后妃之忠谏，闺秀之缄书，以及补史之缺，咏物之盛，代不乏也。”[4]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是针对行为不端女子而言，不是说才女失德，要不然怎么能有那么多后妃闺秀的有识之文、咏物之诗！以此为女子写诗张目。序言虽系丈夫手笔，但是为妻子著文作序，应系妻子所认可，不妨视为夫妇共同的观点。胡贞波划清贤媛与失德的界限，自身就不怕作为闺秀，蔑视才女即失德的世俗观念。
到了清代，随父侨寓扬州的西安女子丁白（夫婿歙县人张伯岩），继承了胡贞波夫妇维护女性赋诗正当性的观点。不仅著有《月来吟》，更立愿为闺阁诗人出选集，用骈体文书写《征名媛诗启》，开篇写道：“柳絮因风，频传道韫；锦心成字，人是若兰。……若因无才即德，我窃以为不然。则有巾帼丈夫、香闺学士。冰心玉骨，既解柔嘉，蕙心兰性，更多敏慧。”[5]盛赞谢道韫辈女子诗才，视名媛为巾帼丈夫、香闺学士，大胆批评“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以此提倡才女写作。乾隆年间，歙县人方彦珍为女子赋诗呼喊，她的曾祖父在江苏做官，落户扬州，父亲系太学生，出嫁歙县人、贡生程立基，夫家先世业盐，寄籍[6]仪征。她撰著《有诚堂吟稿》（道光四年刻本），内有一绝：“闲吟风雅绣余时，谁道诗非女子宜。不解宣尼删订意，‘二南’留得后妃诗。”[7]孔子删订《诗经》，在《周南》《召南》中有后妃诗篇，说女子不能作诗，违背了圣人的教导。她选择这样有力的武器，批判反对才女作诗论调。徽州才女深知，只有突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禁锢，女子才敢于吟诗作赋，思想开放者无不就此做文章，互相启迪，互相鼓励，勇于创作。正是挣脱这种思想禁锢，清代徽州识字女界出现大量的诗赋书画家。(www.xing528.com)
女子吟诗，要看家庭和本人条件。生活在官宦、士人、盐商家庭吟诗者有之，如前述方彦珍。歙县人洪昙蕊，著有《梦莲绣阁剩稿》，内中多与夫家侄女湘筠唱和的联句，在《和湘筠侄女赠别原韵》，有句“花下独怜孤弄影，梦中相约共裁云”。显然投缘者不多，家族规模较小。[8]她有侍女，名叫春桃，亦能吟诗，作有《答虬仙麻韵仙姑见赠之作》：“菩提无树岂开花，香袭云衣也是瑕。优钵肯容桃影泊，自应拈献梵王家。”[9]看来她有一些佛道知识，是不可小觑的奴婢。雍乾间吟出“闲吟事岂女儿家”的休宁人黄卷自身吟诗，丫鬟也时或学习吟作。她著有《烟鬟阁遗草》，父亲黄愚庵是中书舍人，丈夫是诗人、太学生吴元书。她的《洗砚》《训婢》两首诗表达了对学诗、作诗的态度。《洗砚》：“洗砚频催小婢忙，翻将砚水入梳箱。淋漓一片殊堪笑，脂粉丛中翰墨香。”频催小丫鬟洗涮砚台墨笔，可见她是勤于动笔的，婢女不小心慌张地把墨水撒入梳妆匣，她很幽默，谓为融合了脂粉香与翰墨香。《训婢》：“自是江郎梦笔花，闲吟事岂女儿家。深闺近日更功课，笑伴双鬟夜绩麻。”[10]以主人的身份向丫鬟讲述，女孩儿家可以适当赋诗，但也要做女红，晚上也会一同搓麻线织布。徽州才女出自多样家庭，有命妇、小姐、丫鬟，还有侍妾（后文将有机会述及）。由写作者的多种身份可知，徽州知识女性的文艺创作具有某种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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