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梁绍壬虽然认为这话说得刻薄，但却有道理，因此奉劝大家闺秀不要赋诗言情，更不要将作品流传出去。徽州才女成为闺秀，是不屈服于社会舆论压力的表现，是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抗争，她们要发声，要有吟哦的权利；然而她们以不违背“妇功”为原则，在有限度的范围内从事写作和流传。
清代社会主流意识有着女子不宜写诗的说教，而且同“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无才便是福”观念联系在一起，认为写作诗词就是有才的表现，写出的作品就有流传社会的可能，而选家会将闺秀之作编辑于集子的尾部，即在仙释诗赋之后，娼妓诗人之前，令才媛处于尴尬境地，是自讨没趣，自招其辱，失德失福，何苦来呢？！所以道光时浙江人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转述一位绅士的话：闺秀诗赋被置于僧道、妓女之间，还不如没有才情，不会赋诗的好，免得出乖露丑。梁绍壬虽然认为这话说得刻薄，但却有道理，因此奉劝大家闺秀不要赋诗言情，更不要将作品流传出去。[3]徽州才女处在反对或不赞成女子写诗的社会大环境中，敢于实践并倡扬赋诗吟诵，发出“谁道诗非女子宜”的质问，刊刻自家诗文集，甚而有女子丁白发出《征名媛诗启》，要选刻女子诗词汇集，闺秀中有人乐于接受选家的征诗，且以为幸事：“幸得题名入选楼”，尽管如此，她们仍然将赋诗视为正务之外的事情，是女红余暇的爱好，故而常常以“绣余”为诗集命名。徽州才女成为闺秀，是不屈服于社会舆论压力的表现，是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抗争，她们要发声，要有吟哦的权利；然而她们以不违背“妇功”为原则，在有限度的范围内从事写作和流传。(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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