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才女咏史抒怀，在应有何种治国思想纲领，出仕应持何种态度方面，显现高明的史识。
综论朝纲史识。歙县人黄媛宜所著《环绣轩诗稿》有《咏史》篇，之一：“武皇称尚儒，所行非尊道。空罢申韩学，用法喜张赵。王父公孙辈，相见恨不早。仲舒汉纯儒，弃之如浮草。诚如叶子高，但知似龙好。”[28]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千古为人称道，黄媛宜认为他是叶公好龙，哪里是尊儒，表面上不讲法家的申韩之学，实际上行的就是那一套，所以酷吏张汤得势，外儒内法的公孙弘见用，董仲舒被弃之如敝履。黄媛宜提出的是古代治国纲领性问题，她主张扬儒弃法，行仁政，反对暴政，并无特色，但对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见解，一针见血地指明其外儒内法实质，不能不说是高见。
明析出仕之道。黄媛宜对这个道理的认知可圈可点。《咏史》之二：“……微物识去止，人而胡不知。是以古达士，所贵惟知己。美哉鲁穆生，流风良可师。道存身与俱，道亡禄可辞。去就惟视道，已为醴一巵。悲彼申与白，空受浮邱诗。”[29]她借用西汉人鲁穆生离职的故事，说明以道事君的道理。鲁穆生与申公、白生均同楚元王刘交学诗于浮邱伯，刘交遂用他们为中大夫，待之以礼，鲁穆生不饮酒，特为他置备无酒精度的饮品——醴酒，及至其子刘戊继位为楚王，一段时间后不再为鲁穆生备醴酒，鲁穆生感到主人态度变化，必须及早离开，申、白二人劝他留下，鲁穆生说先王礼敬我们三人，是有道，是道义让我们在一起的，今道已亡，不能再在此停留了——“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备不备醴酒，是关系到对我们的态度问题，随即毅然离去[30]。黄媛宜强调处仕之道，做官需要以“道”作为进退的准则，道不同则不相与谋，就必须当机立断退出来，回老家当平民，绝不可恋栈，做出不智之举，危害自身。“道存身与俱，道亡禄可辞”。如此豁达襟怀，一般人达不到。(www.xing528.com)
与处仕之道相关，有出仕可能的人隐居不仕，以致历史上形成大隐、中隐、小隐之说，徽州贤媛盛赞隐士。乾隆间休宁人汪瑶，写诗《寒山》，讴歌明代太仓人赵宦光（凡夫，1559—1625），表达对隐士敬重之情：“一门擅文藻，渊雅良可师（凡夫及子灵均工古篆，配陆卿子工诗，子妇俶工写花鸟）。予亦慕高隐，愿采商山枝。鹿门期可遂，怀古生遐思。”她因赵氏全家擅长文艺，甘为隐士，想到商山四皓和知人论世的隐居襄阳鹿门的庞德公，更有“遐思”，显然是对政治现状的有所不满，因为众多隐逸的出现，不会是盛世，往往是乱世。清代著名选家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将此诗选入，并云：“吊偕隐人，而己亦愿偕隐，志趣可知。”[31]黟县人方可，著《白沙翠竹集》，她心仪明代名士苏州人文征明、战国齐人鲁仲连和商末周初的伯夷、叔齐，在《题文待诏手书诗册》中吟出来：“先生工清吟，篇章留匪一……行同鲁连清，心等伯夷洁。”[32]歙县人吴申（惠姬），撰著《双梧小草》，其中《断句》：“白云红叶青山里，双隐人间读道书。”[33]雍乾间休宁人汪亮赞扬其私淑师、休致侍郎钱陈群：“先生皋夔侣，养疴类闲散。”[34]身为女性的汪瑶、吴申、汪亮等人倾羡有节气者隐士，应当说是寓有政治涵义的，是清白为人、不与浊世为伍的人生理念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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