嫠妇“守节”，像吴淑仪得到朝廷旌表，汪嫈进入《清史稿·列女传》，是传统社会纲常伦纪的体现。后世批判者为节孝女子鸣不平，多着眼于她们观念上信守三从的不幸一面；女性史研究者以女性本身为主体，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将研讨推向深入与全面。笔者从中获得启发，觉得需要了解她们人生的多面价值：生活态度的自尊、生活能力的自强，以及观念的多面性。
如何理解徽州才女生存之道，不是简单的有无经济来源和如何开支的事情。生存问题，牵涉到生态环境、政治环境与人文环境。生态环境关涉社会产业结构和经济条件、状况；政治环境涉及政权结构、职官与出仕制度；人文环境关系到文化产业结构，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与实践、职业观念，以及文化普及程度。在清代，江南省（乾隆以前包括江苏、安徽）和浙江省是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此间农业税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丝绵织业居于全国中心地位；淮盐、浙盐，尤其是淮盐，为盐税大宗区；水路交通便捷，大运河贯通南北，供应皇家和八旗、京官的漕粮就由此输送。商业发展居全国之冠，行业众多，徽州商人、苏州（洞庭）商人名噪天下；餐饮业与娱乐业（茶馆、戏馆、浴池、妓馆）兴旺；苏州、扬州引领全国消费的潮流。此间文化兴盛，表现在人文茂盛，读书人多乃至于女性学文化较为繁荣；文人学者多，科举出仕者众，江浙人几乎包揽状元；由科举而出仕，江苏、安徽、浙江人大量进入官场；学术事业兴盛，经学中的吴学、皖学、扬州学派、考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地理学等均出大家，诗学的性灵学派、散文的阳湖派、古文的桐城派均产生于此，乃至有扬州八怪、袁枚随园女弟子；文化产业发达，造纸业、印刷业、园林业都有名气。
这种大环境，为徽州才女解决生存问题提供了两个相当有利的条件。
首先，她们接受文化知识教育的机会较多，能够具备文学艺术才能、技能，在必要的情况下用为生存手段。江浙知识家庭多，有功名者和出仕者较多，还有一些“贾而好儒”的富商，有条件实践“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愿望，非常重视子孙的文化教育，不只是面向男儿，更兼及闺中女子。有文化的父母亲自己教子女读书，有条件者聘请塾师施教，开明的父母突破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藩篱，令闺女从师学习诗词绘画，进入较高层次的学业。汪嫈师从乾嘉间扬州两位最有名的诗家之一黄秋平和他的夫人张净因。[1]（P471）歙县人吴绣砚（1723—1785），“幼习诗书，间通文艺，与侄绶诏、恩诏同塾”[1]（P485）。扬州八怪之一罗聘的妻子歙县人方婉仪（1732—1779），学诗于父亲——太学生方宝俭、姑方颂玉和沈姓学子。[7]桐城人方芬（？—1805），从工于诗词书画的父亲方维翰学文化，又向处州知府、叔父方维祺的幕客金棕亭、储玉琴学诗，后来婚配于歙县人程约泉。[1]（P430）祖籍歙县、寄籍平湖的鲍怡山有四位千金，擅长山水花鸟画的徽州老诸生程之廉游历到平湖，鲍怡山遂令女儿拜他为师，学画花草，其中鲍诗学得最好。[8]仁和人龚丽正先后任徽州知府、苏松太道，夫人段驯（文字学名家段玉裁之女）为女儿龚自璋聘请归佩珊教诗，龚自璋著有《圭斋诗词》，夫婿为歙县人朱祖振。[1]（P438）结缡歙县人程绮堂的扬州甘泉人朱兰，著《梦香集》，学画于父亲朱瑶襄挚友袁慰祖，学诗于原籍丹徒移居江都的王豫。[1]（P503）婺源人、侨居扬州的金芳为女儿金环秀学习写诗，请俞补之指导，环秀乃在闺中吟成《留香小草》[1]（P522）。家教与塾师的教导，产生了乾隆间杭州袁家三妹，京江鲍氏三姊妹，还有歙县人、两淮盐知事何秉棠的三个女儿何佩芬、何佩玉与何佩珠。何氏三女居住在扬州，佩玉嫁给当地人祝麟。恽珠在《国朝闺秀正始续集》中说何家姊妹“各擅才名，方之张氏七女、袁家三妹，何多让焉？”[1]（P441）何家的文化状态，是徽州、扬州文化融合标志与象征。
其次，江浙人家有塾师的需求和艺术品市场，为徽州才女从事文化教育和出售文艺产品提供了出路。徽州有文化的女子，能够同男子一样成为塾师，于是有了江文焕、江士燝、石氏等一批闺塾师，特别是江士燝、石氏都是在徽州老家教书，说明当地有不少人家聘请塾师教育闺女。
扬州人郑板桥为自己书画标出价码，《笔榜》中明确宣布，绘画以尺幅大小论价，不得讨价还价，买画者不必套交情，不减价，不赊欠。[9]如此牛气，固然与其社会、艺术界地位及其为人风格有关，但亦表明江浙艺术品市场有了价值法则，有规可循。歙县黄氏家族书画迭出名家，黄文吉善花卉，其父遐龄工书，父子配合，文吉作画，遐龄为书写款字，“好事者以为古画，争持去。父殁，画亦减价矣”[4]（P711）。 歙县人项继皋，弱冠到无锡，从事典当业，喜绘画，“晚年嗜酒落拓，鬻画为生”[4]（P908），均表明书画有市场。汪亮晚年能够卖画维生，在江浙就不是偶然的事情了。当然，其时艺术品市场很小，笔者在此只是说明艺术品可以、已经成为商品。
总括本文的意思，不外两点，一是徽州才女独立解决生计难题，是不争的事实。孙旭媖、王玉芬、汪观定、汪嫈、吴淑仪、吴喜珠、江文焕、石氏、汪亮、江士燝，等等，都是凭借女红、闺塾师、画师与堪舆师的艺能，从事正当职业，挣钱养家糊口的，这充分表明女性具有谋生智慧和生财之道，从而实现了其独立谋生求得生存的愿望。家中没有顶梁柱的男子，她们就是家庭顶梁柱。不仅如此，她们还是理家能手，教育子女健康成长，以致成为社会人才。她们的所作所为延续了可能破灭的家庭，乃至令其兴旺，光大门庭，令人刮目相看。一句话，她们有独立生存能力，有创造力，对家庭和社会都做出了贡献。二是江浙社会为她们独立谋生提供了相对有利的生存环境。这是徽州贤媛幸运之处，是其他地方的贤媛所不易谋求的。
说明：内文中随文注的序号与以下文献序号对应，随文注括号内则为引文所在文献的页码。
参考文献：
[1]傅瑛：《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黄山书社，2010年。
[2]蒋良骐：《东华录》（卷30），中华书局，1980年。
[3]《清世宗实录》（影印本），中华书局，1936年。
[4]许承尧：《歙事闲谭》，李明回等校点，黄山书社，2001年。(www.xing528.com)
（原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注释】
[1]参见傅瑛主编《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第463页。孙旭媖的诗为汪启淑的《撷芳集》选入，此集出版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孙氏当生活在此年之前或稍后；她作有《癸丑除夕》七律，癸丑年，与其生存时间相配的有康熙十二年（1673年）、雍正十一年（1733年）、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她享年约90岁，当生活在康、雍、乾时期。
[2]温如玉，山西太谷人、侍读学士温启鹏之女，出嫁歙县人鲍叙昌，娘家、夫家都居住在扬州。参见傅瑛：《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第475—476页。
[3]程娴，桐乡人，与歙县人、侨居浙江的鲍正勋结婚。参见傅瑛：《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第424页。
[4]徽州人程氏《寄怀诗》：“终年两地感怀深，想见登楼费苦吟。诗稿羡君成卷帙，米盐爰我误光阴。何时往事从头说，几度遐思吝足音。有子才如黄叔度，纵然苦节也甘心。”参见傅瑛：《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第424页。
[5]方掌珍以诗闻名于时，陈诗《绣余吟草序》，谓徽州著名女诗人，明清之际有毕著，乾嘉间有汪玉英、方掌珍，同光间为徐南苹。参见傅瑛：《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第436—437、491页。
[6]刊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有程鼎调之兄贵州巡抚程国仁、旗人钟昌、廪生程焜、甘泉曹成序，程葆跋。参见许承尧：《歙事闲谭》，李明回等校点，黄山书社，2001年，第1029页。原作道光甲申刊，误，甲申应为甲辰。
[7]参见傅瑛：《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第432—433页；《歙事闲谭》，第831—832页。
[8]参见傅瑛：《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第407页；《歙事闲谭》，第840页。
[9]《笔榜》中的润笔价码为：“大幅六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并称：“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言语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语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参见卞孝萱：《郑板桥全集》，齐鲁书社，1985年。晚清，周存伯、吴平斋曾效法郑板桥《笔榜》中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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