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旭媖靠女红兼及医术维生，徽州贤媛中贫穷寡妇同样以女红谋生，更用文化知识、绘画艺能、堪舆技能养家糊口，培养儿子成人，成为家庭的顶梁柱。
“为闺塾师以自给”。男性塾师为人们熟知，女塾师则鲜为人知，高彦颐著《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成功地为女塾师的研究开了头。徽州贤媛有的就生活在江南，亦有女闺塾师的出现。陷入吕留良案的眷属休宁人江文焕就是闺塾师，她的丈夫是无为人黄补庵（字耕乎），《清诗备采》说他们夫妇创业：“耕乎善画，兼以医名，文焕开设女馆，工诗画，复精小楷，衣食颇饶，创成家业。”[1]（P64）原来江文焕富有文化艺能，小楷精美整洁，诗画都是行家，撰著《紫蓬山房诗抄》，有此才能，开设女馆，一定能够吸收众多女弟子，而黄补庵又能行医，所以收入丰盈。然而，黄补庵汉民族意识强烈，作诗：“闻说深山无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2]（P496）黄又是吕留良私淑门人，因此在吕留良案中，死于监狱，其妻妾子女给功臣家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二千里。[3]（卷89，“七年十二月丙午条”）江文焕被发配直隶滦州，为旗人苏姓奴仆，不可能再开设女馆。[1]（P64—65）江士燝在歙县家乡，早寡，穷而教书，就是汪启淑在《撷芳集》中说的：“家徒四壁，为闺塾师以自给。”[1]（P453）明白无误地道出她是以教书作为谋生手段。她著有《翠云轩诗稿》[1]（P453）。石氏，苏州人，当太平军进入苏州，石氏与姊妹投城河，遇救，与婺源人朱文玉缔结姻缘，夫妇以诗词唱和，著《潜渊吟稿》。朱文玉死于杭州，石氏遂到丈夫故里婺源罗田，“设家塾，课蒙学”。生有三个子女，亲自课读。[1]（P529）男性读书人做塾师是一种职业，由于社会上有男女授受不亲的禁忌，虽有开通的父母聘请年老的男性塾师给女儿教书，不过女塾师应当更受欢迎，江文焕、江士燝、石氏等人做闺塾师，虽是不多见的现象，表明知识女子已然以教书为职业。
徽州贤媛的书画，为欣赏者收藏。休宁人汪亮，号采芝山人，祖父文柏，以诗画出名。汪亮传承家学，又在桐乡得到山水画名家张瓜田的指导，画作设色淡雅，遂“以丹青擅名”。结缡桐乡秀才费树楩，唱和自得，然“遭家多故”，丈夫早逝，生活没有着落，所幸有绘画技能，更是乐于作画，晚年侨居嘉兴天带桥，以卖画为生。这种经历，在《写山水颇觉适意，系以长句示表妹赵夫人》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苍龙吸海鲸饮川，飞来喷我不枯之砚田。浓云湿翠满衣袖，俄顷尺幅堆苍烟。心识大块有稿本，不觉腕底吐出真林泉。妙笔墨外而为挥洒如意转觉心茫然。吁嗟乎！老大自悲雪满颠，凡骨苦炼难期仙。烟云或可作供养，吾当藉此终残年。”[1]（P536）她作画，有神来之笔，绘出自家满意的作品，但是满头白发，犹自以砚为田，不免心酸，然而兴趣与需要，支持她绘画不辍。她的诗词画作得到名家赏识，也因此与名流交往。她得老师张瓜田引介，成为休致在乡的刑部侍郎钱陈群的诗赋私淑弟子[1]（P536—539），而钱陈群还是乾隆帝的“诗友”。大名人的私淑弟子的画作无疑更值钱。陕西三原人员琳，能诗工画，著《奁余集》，与居住扬州的歙县程存仁结婚。程家非常贫乏，丈夫死后，她也困穷饿而死。她的兄长员燉在扬州“书肆画角”见到妹妹的两方小印，员琳可能也卖字画。[1]（P495）不知什么原因，她没能凭自家艺能维生。所以谋生不仅靠技艺，还需要有其他方面的能力。
堪舆师中也有女性，虽罕见，徽州贤媛有之。康熙间婺源某女士，出嫁江西人，能写诗，精通堪舆术，夫亡，与弟弟到湖北谋生，为人家选择阳宅、阴宅、水井，据说颇有灵验[1]（P527），也即被客户认可。风水师选地址，需要使用风水罗经，这种仪器，又以徽州休宁万安镇制造的最好，名曰“徽盘”，这就是《橙阳散志·歙风俗礼教考》所云：“徽工首推制墨……若罗经日晷，则奇巧独擅矣。”[4]（P604）本地人用本地产品最方便，婺源某女士做堪舆师得此便利。再说徽州才女中懂得术数之学不乏其人，如六岁读书的婺源人王瑶芬，“通文意，旁涉相人书”[1]（P542）。温如玉，通晓“子平之学”[2]。程娴，善写诗，“兼擅星命之学”[3]。歙县江嗣阶妻梁氏，“工诗文书画，尤通《易》理，精于占卜”[4]（P626）。徽州贤媛中不少人懂得术数，会算命，这位婺源寡妇能够以堪舆术谋生，不足为奇。
嫠妇靠针线活维生，使得针黹成为一些贫困孀妇活命的通常手段。汪嫈（1781—1842），字雅安。侨寓扬州的歙县人、文士汪锡维之女，21岁与亦是歙县人的程鼎调结婚，居住扬州，后因生活拮据，全家返乡，而后程鼎调只身到扬州就馆，寻即亡故，此时汪嫈35岁，儿子程葆11岁，家庭“困厄益甚”。母子的生活，大学士阮元说是“日以针黹易薪水”[1]（P471），经学家刘文淇谓为“恃针黹以给朝夕”[1]（P472），可知她是靠做针线活得钱维生。叶钰《见闻果报录》记载：汪嫈“通经史，为女师，课子读”[4]（P1057）。可见汪嫈也做闺塾师，在忙碌的同时指导程葆读书。当程葆学业可以参加科举时，汪嫈令他到扬州舅舅汪晸家寄读。程葆以仪征籍在道光三年（1823）中秀才，大约是在道光五年（1825）考举人未中，族人鉴于汪嫈母子生活困苦，建议她让程葆改业赚钱糊口，在扬州的弟妹程氏怕汪嫈受人影响，写《寄怀诗》[4]，认为程葆必定会有大出息，应该让他继续从事举业。汪嫈坚定地让儿子走科举之途，复诗《寄和大弟妇见赠韵》：“情致缠绵寄托深，新诗不厌百回吟。爱甥如子闻生感，何日成名副此心。”[1]（P470—473）程葆很快在原籍歙县于道光八年（1828）中举，道光十三年（1833）中进士，出任工部主事，将母亲迎养都城，汪嫈总算熬出来了。[4]（P1057）(www.xing528.com)
歙县人吴喜珠（？—1656），著《吴孺人诗集》。她的经历被诗词选家汪启淑在《撷芳集》中描述为：“夫（方如麟）亡，矢志养姑教子，闺范有声。”[1]（P484）“养姑教子”，说的是靠她的收入养活全家人，那么她是怎样获得收益的呢？方如麟的族人方淇荩为吴喜珠写的《吴孺人传略》说她“于甘苦如荼中，夜必勤女红，篝灯课子，此其有功于方氏甚大，余故特著之”[1]（P484），原来也是以缝纫刺绣为活命手段。女红养家，很不容易，可能有上顿无下顿，极其犯难，可是她以乐观的态度来对待，如在《梦吹笛》所吟：“残灯微焰映窗纱，罗幌风摇月半斜。梦里不知愁老大，犹将玉笛调梅花。”[1]（P484）
比吴喜珠略晚的方氏，丈夫是歙县人黄家祉，三藩之乱中被诬陷入狱，家产没官，子黄曰瑚九岁，她遂“以女红佐不给，冬夏无少辍”[4]（P829），为儿子专心学业，以致收藏他的鞋子，以免外出游玩，而不计自家的劳苦。方掌珍（1783—1839），用女红补助家庭用度。她的父亲方鸿为歙县人、太学生，家饶裕，而夫婿贡生、塾师潘世镛家徒四壁，负债累累。方掌珍进门，常用陪嫁首饰代为还债。潘世镛教学四方，“修脯所入不给”，方掌珍“则以女红佐之。故家贫而菽水赖之不乏。偶岁欠困乏，几不能存”，有人劝她向娘家求助，她知道是好意，不便反驳，只是笑而不应。有时一天只能喝一次粥，天寒衣败葛，十指冻裂绉裂，仍操作不息。”生六子一女，教诸子诗，兼及儿媳。她在“饥寒竭蹶之余”著作《琴言阁诗抄》[5]。镇江人陈蕊珠（1714—1792），15岁时母亲故世，“日佣针黹得钱，市糕糜，抚弟妹，夜则左右挟之以寝”[1]（P418）。后来结缡于歙县人鲍皋，生养之兰、之蕙、之芬三才女，印刻与三姊妹合著的《京江鲍氏课选楼合稿》。[1]（P419）主妇方掌珍、闺女陈蕊珠虽非寡妇，不过女红支持家庭生计的作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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