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牒的族源和世系不实的毛病,大大降低了它的声誉,许多学者批评它,不屑于利用它,那么它还有什么学术价值可为后人所宝贵的呢?可不可以利用?如何利用呢?要正确认识这些问题,我以为要了解谱牒的体例、书例及其全部内容,从而作出恰当的分析。
考察谱牒修纂史,我们会发现,唐代以前,官修谱牒为主,私家所撰亦须官方认可,其时所编著的谱牒,从体例上讲多是通国氏族谱、郡国氏族谱,单一宗族谱居于次要地位;从内容和书法上讲,多侧重族源、房分世系及宗人履历。欧阳修、苏洵所形成的族谱体例,经历明清两代谱家的实践,体例完备,书例严密,兹录《新安萧江宗谱·凡例》中的几条,以见书例之一斑:
世系蕃衍,以五世为一图,以下尽而更端支叶之始。各名下书其字,无字则不书;某第几子,娶某氏,生几子,如嫡无子,而妾生子,则某妾某氏。
初娶妻曰配某氏,再娶曰继,妾曰侧室,娶再醮曰娶妇,继与侧室亦如之;初娶无子亦书,再娶、侧室无子俱不书。
无子者依[75]而继,书曰以某人第几子为某人为嗣,异姓不书。
徽地窄人稠,间有迁徙者,为何故,上某处,各纪其实,令迁者不忘所自,而居者不忘所迁。
文谕各以类收,首诰命,尊王章也,次节孝,次宦业,次隐德,次文艺,文之无关宗枋者不录,录其文者各依类立一小传。
生于卒,书年月葬地,名囗妻夫曰合,依祖曰祔,此则书其所知,而缺其所不知。
书名字于本文外,凡有功德异于庸众者,立一小传,妇人同。
根据族谱的体例、书例和内容,全面考察谱牒的学术价值和问题,发现它的最大缺陷是乱认祖先和伪造先人的显赫业绩,亦即族源不确实,先世世系混乱,传记与事实不合。这中间有捏造,有附会,有传说,也有后世纂修者承袭前谱之误。这类问题,宋以后的族谱要比唐以前的通国、郡国氏族谱来得严重,因为前一阶段修谱与选举、婚姻关系大,即实用价值高,同各家族切身利害攸关,故望族注意于反对寒族的冒附,时时加以纠正,世族琅琊王氏王晏揭发贾渊为王泰宝作弊就是显例。就因有这类事情,故赵翼才说唐时修谱,“有以私意高下者,人辄非之”[76]。宋以后谱牒的实用价值大大削减,望族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必要纠举冒附者,因而乱认祖先、捏造功名的情况更为严重。因此,要认识谱牒中冒附的作伪,也要区分假冒在历史上有阶段性的不同,以便确认各个时代谱牒的价值与问题。
唐以前的谱牒,作为专著,清人辑佚的《世本》之外,已经无存,与它联系密切的姓氏学著作,如今存有林宝的《元如姓纂》[77]可作参考,真正的谱书只有一些资料被史书所吸收,保存在“正史”中,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录了九十二个宗族的历史,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宗谱资料。不过它已不是以谱牒面目出现,而是为“正史”所吸收,后人利用它,是以其为史书素材,而与谱牒无直接关系。所以从学术价值讲,唐以前谱牒对后人已无多大意义。今天我们所说的谱牒资料主要是宋代以后的,这时谱书保留的多,更重要的是它以体例、书例的不断完善,从而容纳了大量的资料,其学术价值也就丰富了。它可以提供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人口学、民族学以至文学各方面的资料,如方志中的传记、氏族志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少数民族的家谱资料可供民族学、文化人类学采用。当然,族谱对历史学价值尤大,它可提供宗族史、家庭史、人口史、下层社会史、妇女史、边疆史、地方史、经济史、学术史等方面的史料。现拟就《新安萧江宗谱》所记录的内容作点滴说明。
《萧江宗谱·谱说》辑录十六个人的语录,其中至少有十一人生活在两宋,宗谱编纂者乃就若干语录作了解说和发挥,宗谱还收有宋、明人的谱序多篇。这些谱说、谱序道出宋明时期人们的宗族观念。这时人们强调一本观和尊祖,蔡元定谱序说:“山必祖于昆仑之脉,千峰万岫皆其支也;水必祖于天一之精,千汇万川皆其派也;人必祖于有生之源,千子万孙皆其胤也。”子孙虽众,均是一祖所生,所以要念念不忘祖宗,团结在先祖的旗帜之下。由尊祖出发,宋明人重视宗族的团结,希望族人互相帮助,友爱无间,正如《谱说》所辑程颐语录所说:“(宗族)明一本而浚其源,所以尊祖而敬宗也,究万派而清其流,所以别亲疏之远近也,辨昭穆等降之殊,所以识尊卑之次第也,行吉凶吊庆之礼,敦孝友睦姻妊恤之行,所以崇宗族之典礼也。”又如崔彦俊在《萧江族谱序》中写道:“人道莫大乎亲,亲亲之道莫大乎明族属,知氏系也。盖水之支流虽异,而源则同;木之支江虽分,而本则一;人之子孙虽殊,而为祖者则无彼此之间,知乎此,则不以世代之远间其亲之念族,由是而睦,风俗由是无所沥,其有关于名教岂浅浅哉!”睦族是讲求孝友之道,而孝的最终要求是实现忠君,如王十朋在谱序中说:“惟愿后人崇孝敬,莫将身世负君师。”或如《谱说》所录吕本宗语:“国无国之道而后国乱,家无家之道而后家乱,故礼乐纲纪者国之道也,宗法谱牒家之道也。”宗法谱牒就如礼乐纲常,以治理家族维护国家。总之,宋明时期人们的宗法思想,是在分封宗法制废除、世族制衰微之后,为维护宗族制度,以尊祖为旗帜,以睦族为号召,以宗族互助为手段,达到移孝作忠的目的。
实现这个总目标,方法之一是修家谱。因为编写宗谱才能使族人明了相互之间的关系,然后才能实现尊祖睦族,不至使族人之间漠不关心,忘掉一本之义。《谱说》辑录胡宏语:“甚矣,谱牒之不可不作也。谱牒作则昭穆有序,而疏戚不遗,百世之下就足以知其分殊而一本,不则喜不庆,忧不吊,不以至亲相视如途人者鲜矣。”晴春《宗谱后序》引出方孝孺《宗仪·重谱》中的话:“尊祖之次,莫过于重谱。”“察系统之异同,辨传承之久近,叙疏戚,定尊卑,收涣散,敦亲睦,非有谱焉以列之不可也。”接着指出重视修谱的结论:“余是以知谱之于人道大矣,修之者不可以不慎也。”
萧江宗谱的世系表保存了江氏及郑氏宗族史的资料。第四节指出萧江谱中混入郑氏世系,这对该谱来讲是缺陷,但却记录了郑氏数据,对研究明代武安侯郑氏家族史有参考价值。胡光钊的《祁门县志氏族考》讲到该县郑氏家族,谓其先世于晋怀帝永嘉间渡江到丹阳秣陵,后裔郑思迁到歙州郡北的律村,数传至郑筹,筹生六个儿子,为郑造、郑遇、郑适、郑运、郑迪、郑选,郑选移徙祁门,三传至郑传。据此资料作出徽州郑氏世系表,并配注居地:
郑传,万历《祁门县志》卷三《武功》,康熙《徽州府志》卷十四《武略》有传,说他是唐末人,抗黄巢,保乡里,并受吴王杨行密官职。《祁门县志·氏族考》所提供郑氏世系,与萧江宗谱有合契之处,前列六世恩至四十五世之后世系表,其中二十世为筹,二十一世为造,而且在宗谱筹的名下注云:“字均□,娶许氏,子六:造、遇、适、运、迪、选。”选的名下注为:“字符始,迁居□□。”我怀疑这里的恩与郑思是同一人,郑筹及其六子的名字均属相同,居地一致。由此我得到两点看法:第一,祁门郑氏是由歙县迁去的,始迁祖为郑选,时间可能在唐代;第二,郑亨既为郑筹、郑造后人,应是从歙县或祁门迁往合肥的,他的后人与本支保持联系,故徽州郑氏谱书有合肥郑氏世系。
萧江宗谱包容宗族史资料的事实,说明一部乱认祖先、讹误甚多的谱书,也有它的史料价值,可供学术研究采用。瑕不掩瑜,谱牒具有史料价值,是勿庸怀疑的。当然,由于古代谱牒乱认祖宗及捏造先人业绩,误失严重,故对它不可轻信,在利用它时,必须采谨慎态度,对其资料作必要的考订,避免误用不实材料,以讹传讹,影响研究成果的科学性。
关于明代萧江宗谱写了这么多话,但一直有不安的心情,原因是我知道还有清代道光年间修纂的萧江宗谱,但没能找到机会阅览。查盛清沂主编,台湾联合报文化基金国学文献馆于1982年出版的《国学文献馆现藏中国族谱数据目录》(初辑)第142页著录:“兰陵黄墩萧江家乘,十二卷,二十册,清道光三十年,江家泰跋(安徽歙县)。”又查1983年台北成文出版社梓刻的《美国家谱学会族谱目录》,第235页所载的《兰陵黄墩萧江氏家乘》,与前书所述一致,惟又云“萧江氏始祖为江祯,字黄墩,唐朝人”,并说:“兰陵江氏系出于萧姓,唐季黄墩公指江为姓。”看来,这两种目录书所著录的《兰陵黄墩萧江家乘》实系一部著作,它所描述的对象是歙县黄墩萧江氏家族,与前面介绍的《新安萧江宗谱》的谱主是同一个宗族,所不同的是一个写在前,一个写在后。后一部家乘不仅写作晚了两个世纪,且从卷数、册数看,当比前一谱内容丰富得多,如能见到它,定会对萧江宗族史有更多的了解,也可能纠正我因掌握资料不够而对萧江宗族史的误解,惜乎无缘读到它,若因此而致谬,对个人是遗憾的事情,对读者及萧江氏则要致歉了。
(原载《第五届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会议记录》,台湾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1991年)
【注释】
[1]《南齐书》卷1,《高帝纪》,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册第1页。以下引“二十五史”文献,均为中华书局点校本,只简注书名、册数及页码。
[2]《梁书》卷1,《武帝纪》,第1册第1页。
[3]萧齐安陆昭王为齐朝宗室,侍中萧缅。
[4]《六臣注文选》卷59,四部丛刊本,第5册第1097页。
[5]《新唐书》卷199,《柳冲传》,第18册第5676页;卷202,《萧颖士传》,第18册第5768页。
[6]《新唐书》卷71下,《宰相世系》,第8册第2277页。
[7]《罗江萧氏族谱》卷2。
[8]《宋史》卷204,《艺文志》,第15册第5152页。
[9]《南史》卷4,第1册第97页。
[10]《南史》卷6,第1册第167页。
[11]《汉书》卷78,第10册第3271页。
[12]《匡谬正俗》卷首,颜扬庭上《匡谬正俗表附敕旨》,台湾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影印本,第221册第476页。
[13]《汉书》卷16,《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2册第541页;《汉书》卷39,《萧何传》,第7册第2012页。
[14]《汉书》卷18,第3册第892页。
[15]司马迁以“同”为萧同,萧何之子,萧延之兄,然《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萧禄死,吕后封萧何夫人、萧禄之母同为郑侯,同时封萧何少子萧延为筑阳侯,孝文帝即位,撤除同的侯爵,以郑侯予萧延。(第2册第542页)《汉书》所说甚是,故郑侯“同”应为萧何夫人。
[16]《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第6册第2020页。
[17]《汉书》卷39,《萧何传》,第7册第2012页。
[18]《汉书》卷39,《萧何传》,第7册第2013页。
[19]《汉书》卷78,《萧育传》,第10册第3289页。
[20]《汉书》卷79,《冯奉世传》,第10册第3307页。
[21]《史记》卷12,《儒林传》,第10册第3126页。
[22]《旧唐书》卷19下,《僖宗纪》,第3册第701页。
[23]《旧唐书》卷19下,《僖宗纪》,第3册第706页;参阅《新唐书》卷225下,《黄巢传》。
[24]《旧唐书·萧遘传》《新唐书·萧遘传》。
[25]《旧唐书》卷44,《职官志》,第6册1922页。
[26]《新唐书》卷68,《方镇表》,第6册第1903、1924页。
[27]清人修的萧江宗谱,将在结语部分说明。
[28]抄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
[29]《新唐书》卷101,《萧瑀传·赞》,第13册第3963页。
[30]钱基博:《上海倪王氏家乘》,1927年上海中华书局印刷所印制,收有《归宗谱序》。(www.xing528.com)
[31]绍兴丁丑,系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查《宋史·高宗纪》,是年进士榜状元为王十朋,此处“五十名榜”,应为“王十朋榜”之误。
[32]此处文字不通,应为工部某官及某王府长史。
[33]绍兴癸丑为三年(1133),传主1157年中进士,如何早在1133年亡故,此处“卒”字,或许应为“生”字,即传主生于绍兴三年。
[34]宁宗庆元间无甲申纪年,且没有以甲字打头的纪年,而庆元六年(1200)为庚申年,故知“甲”字可能是“庚”字之误。
[35]按文意,此乃说传主卒年,故“时”字后应加“卒”字。
[36]昌彼得、王德毅等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1988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37]表中二十五世、三十六世皆名“能”,原文如此。
[38]《明史》,第13册第4010页。
[39]《明史》,第10册第3108页。
[40]该文收入徐弦:《皇明名臣琬琰录》卷17,《四库全书》影印本,第453册。
[41]《明史》卷96、97,《艺文志》,第10册第2354、2367、2380页。
[42]《南史》卷59,《王僧孺传》,第5册第1461页。
[43]《旧唐书》卷65,《高士廉传》,第7册第2443页。
[44]王溥:《唐会要》卷36,《氏族》,商务印书馆1935年,中册第666页。
[45]《新唐书》卷199,《柳冲传》,第18册第5678页。
[46]文天祥:《庐陵文丞相全集》卷14,《跋彭和甫族谱》。
[47]《庐陵文丞相全集》卷8,《跋李氏谱》。
[48]方孝孺:《逊志斋集》卷1,《杂著·宗仪·重谱》。
[49]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35,《正俗》,中华书局1959年,第322页。
[50]李塨:《恕谷后集》卷1,丛书集成本,第4、18页。
[51]朱轼:《朱文端公集》卷1,《高氏族谱序》。
[52]魏源等辑:《皇朝经世文编》卷58,《清禁祠宇流弊疏》。
[53]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116,《巨野姚氏族谱序》。
[54]赵翼:《陔余丛考》,卷31,中册第645页。
[55]《旧唐书》卷81,《李敬玄传》,第8册2755页。
[56]《旧唐书》卷82,《李义府传》,第8册第2765页。
[57]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3。
[58]《南齐书》卷52,《贾渊传》,第3册第906页。
[59]《册府元龟》,转见《日知录》卷23,《通谱》。
[60]朱轼:《朱文端公集》卷2,《族谱辨异》。
[61]转录钱泳:《履园丛话》卷3,《宗谱》,中华书局1979年,第80页。
[63]欧阳修:《欧阳永叔集·居士外集》卷21,《欧阳氏图谱序》,国学基本丛书本,第3册。
[64]苏洵:《嘉佑集》卷13。
[65]钱泳:《履园丛话》卷3,第80页。
[66]《名公书判清明集·冒立官户以他人之祖为祖》,中华书局1987年,第44页。后唐枢密使郭崇韬冒认郭子仪为五世祖,到子仪坟墓哭祭,时人传为笑话,此处引文是宋人在笑话他。
[67]《唐会要》卷36,《氏族》,中册第665页。
[68]《新唐书》卷199,《柳冲传》,第18册第5678页。
[69]《新唐书》卷199,《柳冲传》,第18册第5678页。
[70]《晋书》卷45,《刘毅传》,第4册第1274页。
[71]《通志》卷25,《氏族略》。
[72]《唐会要》卷36,《氏族》,第666页。
[73]《毗陵薛墅吴氏族谱》卷2,《续修宗谱规条》。
[74]《庐陵文丞相全集》卷14,《跋李氏谱》。
[75]疑有漏字,应为依应继法则立嗣子。
[76]《陔余丛考》卷17,《谱学》,第319页。
[77]今存本由清人孙星衍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亦非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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