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是族人祭祖的场所，谁来组织祭祀和管理族务，势必要有负责人，甚至要有一个机构，才能完成其使命，于是有宗子、族长及其助手，他们是怎样产生的，如何行使权力？
1.实行虚拟宗子制和能人主持族务
宗族是血缘群体，周代产生宗法制的宗子制，嫡长子为宗子（宗主），群子听命于他。宗法制与分封制配合实行，秦汉以降，废除分封制，宗法制不能完整实行，通行的是变异型宗法制，或保留宗子制的外衣，然因宗子不能赡族，无能为力。休宁茗洲吴氏《家规》：“宗子上奉祖考，下壹宗族，当教之养之，使主祭祀。如或不肖，当遵横渠张子（载）之说，择次贤者易之。”[42]可知宗子由大宗嫡长子（长房长子）充当，只是祭祖仪式中的主祭，并不能掌管族中事务，其年幼时，族里要教导他，家庭经济不好要资助他，培养他能够胜任，设若不成器，就要撤换他。这是虚拟宗子制，实际是由宗族的其他尊长担任族长和能人主事。晚清绩溪南关许余氏《宗祠规约》，讲到族长主行事务，特别指出：“一族之中事务颇繁，论名分固当以族长居先，论事务又当以贤能为正。若一一推诿族长，恐其懦弱则遇事不能支撑，愚蠢则主事多所偾败，故以贤能为主，不可拘定斯文族长。”意思是尊重族长，但理事要依靠贤能之人。安徽婺源、江西浮梁三田李氏家法中关于家长之规定：“为家长者，视听言动一以正直，不可轻信妇人、仆隶之言。”“家长不幸有过，举家随而谏之。”[43]家长应行家长之道，端正修养，秉公理事，不得胡乱行事。
2.协助族长主理族务的贤能人士由推举产生，并以配享宗祠酬其劳绩
前面说的休宁金氏修缮祠堂，权威人士金有琤主事，任用金受威等人助理，表明能人在宗族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有的家族制定祠堂公举主事人规则，如绩溪南关许余氏《惇叙堂家政》：“一族虽以族长为主，而理财必由合族公举正直精明之人为祠董，或加一二人副之，以司出纳。如其诚心经理，使公堂丰足，合族受惠，百年后于报功祠立神主以祀之。俗所谓‘能干祠’也。倘或侵公肥己，无功有过，虽终身管理祠堂，没后不许滥入。”[44]被公举经管财务的办事人，俗称“能干”，为奖励他们，在祠堂设立能干祠，给予身后的祭祀荣誉。绩溪黄氏设有族长、分长，另设专人——“司值”，轮值管理祠堂具体事务，因族内区分三个门派，故每派派出一人，三人共同理事，三年轮换。司值的产生是“各分长集议，每分公举殷实老成者一人接管司值”，由族长认可。设若司值有舞弊情事，族长、分长罚胙一年，分长负责赔偿。被举荐的司值，“不得推委强霸”。此外，设有“能干”，而且人数众多，以至有四十多人，主要任务是稽查办事人收租办祭是否有误；经理各村派丁事务，派丁是为祠堂服役，应当合理；查察上丁进主，不得有差错。至于能干本人，分出三班，每班服务三年，必须“各尽心竭力，方无愧能干之名”。“倘有不遵，以不孝罪论。”[45]
绩溪梁安高氏本拟建筑能干祠、特祭祠，因无地基，就在祠堂寝堂楼上设能干龛、特祭龛，表明该族有能干，而特祭是给祠堂捐钱者的荣誉，捐钱，早期定例是三十两，清季则须一百二十两。[46]有的祠堂事务人员，系指派或拈阄确定，如休宁江村洪氏《祠规》的办法：“管办祠事，每岁以二人督理，自长而下依序顺行挨执，不得推诿。”[47]或如康熙年间歙县汪氏祠祭首事的拈阄产生法，《崇本祠条规》云：“每年首事阄分开载祠簿，轮流经管，永以为规。”[48]绩溪城西周氏宗祠，一贯推举“能干”办理事务。嘉靖朝建祠时能干出力，乾隆朝重修宗祠，继续由能干经营。能干是公举的，也有富裕族人自愿向祠堂捐献而成为“能干”，这就是《刻祠谱记》中所说的“新捐能干户”。能干只是宗族办事人员的一种，周氏为谋求持续发展，由五房分长与阖族斯文于嘉庆十年（1805）共同“厘定章程”，规定借助与培植下述几种人员：“文会上京户，所以培人文”；“新捐能干户，所以谋善后”；“至修祠户之立，更为春秋修其祖庙之资，此尤继述之大者。”[49]可知房长、斯文、文会户、能干、修祠户在宗族中占据重要位置，拥有管事、议事权。宗祠内建立“能干祠”，就是酬劳族务管理人于身后的——祠内配享，永久纪念。[50](www.xing528.com)
上述金氏、许余氏、黄氏、高氏、江氏、周氏等经理宗族事务的能干、被特祭者，表明众人推举宗族祠堂管理人，以及自愿与事者不是个别现象。
3.族长和祠堂理事人员应依照公议产生的宗族规则行事
前引汪氏《崇本祠条规》，为《歙县汪氏崇本祠条规》一部分内容，是由众人议定：“崇本宗祠公议载簿条约，分颁两族各派，凡我族属务宜恪遵，以正彝伦，以敦风化。”并在康熙三十年（1691）一月“两族集祠议刊通传”[51]。是公议决定刊刻遵行，非某个人或几个人的私意所决定。休宁江村洪氏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族众公议制定《祠规》，洪昌在《祠簿序》写道：“吾家宗祠既成，即集众公议，酌立祠规，以为世世法守。庶几家安本分，人尽醇礼，而春秋禋祀，致其丰洁，共以一诚相接于祖宗，而祖宗惠福无疆，我洪氏子孙其永有赖也已！”[52]绩溪邵氏祠规也是族中各派代表共议形成的，不过该族谓此为合议。其《祠规合议》云：“立合议邵宗祠派下人等，缘本祠越主事毕，公议重订祠规，以期通族亲睦，勉为盛世之良民，作祖宗之令子。顾立规难，行规尤难，一或有不肖者，任意阻挠以行其私，则祠规破坏，百弊丛生，通族之人莫不并受其害。爰集族众将祠规公同核定，缮列粉牌，悬挂祠内，俾有遵循，用垂久远。并立合议一样四纸，各存一纸附列条款，永远存照。……倘有违祠规者，即应集众会议，依规办理，不得畏难退缩。”[53]
到了清末，朝廷宣布预备立宪，本来就实行族务合议法的绩溪邵氏更议出族人选举负责人的办法。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新增祠规》：“本祠首事人等宜仿国家新定选举法，由族众投票公举，以得票多寡为去取准绳。一经选定，不得推诿。一年一次，善则留任，不善则不举。如肯任劳怨而公直者，谓之善，如毫无建白而诡谲者，谓之不善。其被选者只论公正，不论有无功名；选人者必平日省事正派，方准列名投票，以防弊端。至被大众留任至五年之久者，其为正直勤劳可知，应列入纪善籍，以表劳勚。异日修谱当立传以表章之。”[54]如此选举族务首事，克服宗族群体的宗法因素。
总起来看，徽州名族祠堂的管理，传统的宗子制是外形，实质是由众人遴选、推举的贤人、能干、斯文主持族务；同时实行分权、轮流管理法，族长不能集中权力，为所欲为；族规亦为多人协商的产物，并非某个或某几个权威的愿望强加给族众，多少体现出众人参与宗族事务的精神。由此可知，族长、分长以外的祠堂经理人，与血缘尊长关系不大，宗族的宗法色彩并不那么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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