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世仆制盛行，名族严格维系主仆名分，役使奴仆，严防良贱通婚，也不许成员与贱民结交，对违反者族谱除名，禁止世仆参与社区活动，这些措施，都是为保护名族声誉和地位。奴役世仆是社会等级制度下的不人道行为。
严格主仆名分与役使世仆。程庭在《若庵集·春帆纪程》说徽州风俗：“主仆攸分，冠裳不容倒置。”[109]主仆名分，明确等级身份，确认良、贱地位，关系至为重大，就如同冠与裳，不得颠倒。可见徽州名族极其讲究主仆名分，不容错乱。《新安竹枝词》有言：“相逢那用通名姓，但问高居何处村。”[110]不必通名报姓，只需知道你居住在那一个村庄就明了你的身份了。原来主仆不能居住在同一个村庄，各自聚居，世仆居住的叫“下村”，是相对于主家的上村而言了。这种情形，连雍正皇帝都知道：“徽州府则有伴当，宁国府则有世仆，本地呼为‘细民’……又其甚者，比如二姓，丁、户村庄相等，而此姓乃系彼姓伴当、世仆。”[111]主仆各有住宅区，严格区别开来，故而只要报出居住地名，听者就会知道你是良民抑或是贱民，不同村庄居民身份界限分明，可见良贱区分之严格程度。这种区分是为役使伴当和防止婚姻失类。世仆服役，婺源等处的三田李氏《家法》，有一条“待庄役”：“各庄火佃每遇正月朔日，无分晴雨，男妇黎明齐赴中堂廊下叩头贺正，毕，祠内值年者给与点心酒饭而回。”“横坂居人每遇清明节须往正四公墓上洒扫洁净，以便各房子孙祭拜。值年者给予点心酒食，事毕方退。”[112]火佃，就是佃仆，是主户的依附民，要为主户服役。除了充当坟丁，在主家婚嫁丧葬诸事中，要无偿听候差使，做吹鼓手、轿夫。[113]作为依附民的伴当，不能报考出仕，不能与大姓平等相称、同坐共食[114]，以及参加平民百姓的社区活动，不能出席社区祭典：“一乡之中，建立社坛，岁时祈报，下民厮役，不得与焉。其良贱最易区别。”[115]如若贱民中有人“稍紊主仆之分”，名族中“始则一人争之，一族争之，既而通国争之，不直不已”[116]。名族为控制庄仆，动用群体的力量，非达到目的不可。
“良贱千年不结婚，布袍纨绔叙寒温。”这是《新安竹枝词》的话，注释：“俗重门第，贫富不论。”[117]《橙阳散志》云：“婚配论门户，重别臧获之等。”[118]徽州名族婚姻论门户，千百年不变，此类家训族规甚多。歙县《蔚川胡氏家谱》《规条》中的“重婚姻”规则：“婚姻，宗族之门楣所系至重，故婚娶者不但取其阀阅，尤当择良善。……族女字人……苟利其赀财，以致阀阅不称、良贱不伦者，众议罚其改正，违则削其宗系。”[119]三田李氏《祖训八则》：“谨嫁娶……尤不可贪利，将女字下户。”[120]名族坚守良贱不婚的原则，并有相应的执行措施，对与贱民婚配的族人处以开除出宗的惩罚，如同蔚川胡氏的“削其宗系”严惩。休宁江村洪氏亦然：“支裔有不忠不孝烝淫败类及婚姻庆吊与奴隶辈相为俦伍者，一概逐出。”[121]犯者不得入祠与削谱，就不再是家族的成员，因此族人不敢与贱民婚配。名族如此厉行良贱婚姻之禁是维护自身身份，设若有成员与贱民通婚，便沦入贱类，将遭到社会的指责和耻笑，不仅是笑话当事人，连累及于宗族，诚如蔚川胡氏族规所言，事关“宗族之门楣”，不能让人为此而蔑视本宗族。宗族反对婚姻失类，也是致力于自我完善，以保持名族地位。(www.xing528.com)
名族与徽州世仆制长期延续。徽州世仆希望摆脱贱民地位，如顺治二年（1645）黟县蔡村“仆匪”宋乞暴动[122]。康熙间祁门县贱民抗争，被视为严重社会问题——“越分挑梁者比比，是为厉阶”[123]。雍正五年（1727）上谕开豁世仆伴当，执行中遇到绅衿、名族阻挠，祁门周姓为李姓世仆，嘉庆十四年（1709）按雍正朝开豁令为良民，但怕李姓不依，照旧服役，道光元年（1821），李姓的李应芳强迫周觉春充当吹鼓手，闹出人命案。[124]名族为维护自身地位，不放弃役使依附民特权，阻碍他们独立运动，起了负面社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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