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阳散志》说出徽州人经商原因及经营地域之广与从业者之众：徽州“田少民稠，商贾四出，滇、黔、闽、粤、豫、晋、燕、秦，贸迁无弗至焉，淮、浙、楚、汉，其迩焉者矣”[66]。徽商在明朝前期业已兴起，中叶以后有较快发展，“自国（清代）初以来，徽商之名闻天下”[67]，康乾时期达到鼎盛。徽商经营的物资是盐、茶、木及典当业。盐列首位，以经营淮盐、浙盐为主。
徽商中有许多巨富，且多以家族面貌出现。歙县人、万历间太常寺卿吴士奇在《征信编》写道：“吾县多富贾，我吴宗亦稍自给。……近国有大役，宗人有持三十万缗佐工者，一日而五中书之爵下。嘉、隆以来，淮海以南，富于财者，贾则山西高氏、宋氏、韩氏，歙县吴氏、汪氏，田则三吴徐氏、杨氏、董氏，迭为消长云。”[68]可知在明代后期，歙县吴氏、汪氏是全国性的巨商。到清代巨富为江氏。乾隆间嘉鱼县令、歙县程埙，了解本乡及外间情形，说徽州本地人不富有，“所谓素封，皆乡人之业鹾于淮南北者”[69]。是淮盐商人富有。
巨商，仍然属于商人行列，不过江登云父子已经敏锐地认识到有的富商已经成为“缙绅巨族”。他们在《橙阳散志》写道：“商居四民之末，徽殊不然。歙之业鹾于淮南北者，多缙绅巨族。其以急公议叙入仕者固多，而读书登第，入词垣跻
仕者，更未易仆数，且明贤才士往往出于其间，则固商而兼士矣。”[70]商人能成为士人，先决条件之一是在外乡取得商籍、寄籍资格，从而能够参加科举，进入仕途。也即“四翰林”之一的黄崇惺《郡志辨证》说的：“吾州人多客游在外，往往即寄其地之籍，以登第仕宦”。[71]徽商中颇有一些绅商，略举一二例。
歙县岑山渡程氏一支，在淮南业盐而移居扬州、淮安，形成程氏分支。程大典到扬州江都经营盐业，子程量入（1612—1694）成为一名总商；孙程之韺，亦为总商，捐献得五品顶戴；曾孙程文正，康熙三十年（1691）进士，工部主事[72]，著有《仕庄集》，使得该家族正式进入官绅行列；玄孙程梦星（1678—1747）出生在岑山渡，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编修，著《今有堂集》《茗柯词》，延揽文士著述，“为诗坛盟主数十年”[73]。程梦星的族侄程晋芳，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任职吏部主事、编修，与修《四库全书》，著《勉行斋文集》《勉行斋诗集》《尚书今文释义》《周易知旨》。袁枚说他“独愔愔好儒，罄其资，购书五万卷”[74]。扬州之岑山渡程氏，还有程嗣立，康熙间诸生，乾隆初举博学鸿词科不赴。[75]男性如此，女性亦然，扬州程氏女诗人辈出。程碧霞的《看菊有怀》云：“几日别知己，看花又一年。虽然隔幽谷，长自念岑川。”[76]抒发怀念故土岑山渡感情。程云（？—1770），著有《绿窗遗稿》。[77](www.xing528.com)
李斗《扬州画舫录》谓扬州江氏“世族繁衍”[78]。所说的江氏，是歙县江村江氏在扬州江都落户的一支，源于江演与儿子承瑜、承玠的移徙。江演，歙县江村人，国学生，考授州佐，到扬州经营盐业，迅速起家，江承瑜成为一名总商。江承玠，入籍江都，步入仕途，任至两浙江南盐驿道，成为亦商亦官的家族。而到江承瑜之子诸生江春（1720—1789）接掌两淮八大总商之时，最为兴旺。他“练达多能，熟悉盐法”，担任四十年总商。乾隆帝南巡，江春屡次接驾，报效极多，得到君主欢心，御驾两度过其花园，赐御书“怡性堂”扁，赐内务府奉宸苑卿、加布政使秩衔。江春精于诗，著《黄海游录》《随月楼读书集》。广结宾客，建随月读书楼，请人选时文付梓行世，名《随月读书楼时文》。[79]江春堂弟、江承玠之子江昉，候选知府，“性好学，气度渊雅”，著作《晴绮轩诗词集》《练湖渔唱》，与江春“同为物望所归”。江春嗣子江振鸿，乾嘉间候选道，著《莺花馆诗抄》。[80]在扬州的歙县江氏尚有江兰、江闿两个家族，都出自歙县江村，似与江春同宗。江兰之父业盐，是富商。江兰，乾嘉间历任鲁抚、兵部左侍郎；女儿江秀琼，著《椒花馆诗集》。[81]江闿，康熙二年（1663）举人，解州知州，著《政在堂文》；子江恂，亳州知州、署徽州知府；孙江德量（1752—1793），乾隆四十五年（1780）榜眼，监察御史，著作《泉志》。[82]
在扬州的歙县程氏、江氏，均系盐业巨头，族人中又不乏出仕为官者，多有不同等级的功名，能吟诗作文，是文人，甚而钻研经学、博物学、钱币学，成为学者，女族人亦以工诗名于世，这样的家族融合亦商亦官亦文亦学为一体，绝不是单纯的商人。徽商贾而好儒，已成学界共识，不必赘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是儒家伦理的信奉者和实践家。歙县程豪，经商于湖北，为人“崇礼让，尚节义”，在经营地麻城，“遇岁凶歉，设粥济饥”，金知县“嘉其行，扁之曰‘贾中儒味’”[83]。“贾中儒味”，值得玩味，表明贾而好儒的商人接受儒家做人伦理并从行动中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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