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绅衿向族人施行教化，有三种方法，一方面是以自身的行为实现宗法性伦常，即用自家的行动感化族人，跟着他做人行事；另一方面是制定家训、族规，教育并强制族人遵行；再就是利用族人集会宣讲伦理。这三个方面，使得族人自觉自愿或半自觉自愿按照伦常去为人做事。
名族建宗祠、修祖坟、撰家谱家训、订族约者，多有从秀才到进士的功名，或是无功名的读书人，他们做这些事情，是实践自身的理念，并以此带动族人。修谱立家规的程昭，十四岁中秀才，以“博学行义，蜚声庠序”，成化二十二年（1486）参加廷试，而乃兄病故噩耗传来，考虑母亲年逾八旬，急需侍养，遂放弃考试，朝廷特授予文林郎，返乡侍亲，母殁，哀泣逾越常人，“族党称其孝”，学府将其事迹上报。他以身作则，不忘从事宗族伦理建设，“立家规以训子姓，辑宗谱以教族属”。他在董干建宗祠，祭祀程灵洗等先人，他的事迹被传播。[15]他是实行宗法性伦理的典范，又用建造宗祠带动族人参与宗族活动，用立家规、修宗谱教忠教孝。其他人虽不像他那样典范，但多系注重自身修养的有学行之人。程资，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福州按察司副使，撰著家族文献《程氏支派谱》之外，著有《朱程问答》《尊德性斋集》[16]，由书名可知，他笃信程朱理学，并身体力行。蒋贯，嘉靖八年（1529）参加廷试，南京户科给事中，“家居倡义”，率众建祠之外，捐田数亩助祭，“示孝思也”[17]。江山，庠生，“笃志理学”，著《敦俗礼教》《家谱集》。[18]一些没有获得功名的读书人，如吴还，“性至孝，善属诗文”，修复祖坟，建宗祠，定宗约，并有修渠筑路善行。[19]
许多家族设有族讲，由有功名的人、读书人宣讲伦理教材，令其深入人心。绩溪仙石周氏每年正月族人聚会，由读书人宣讲族谱所录祖训家规，男女族人都要出席听讲，接受伦理教育，以便懂得如何做人，如何防范不良行为的发生。[20]婺源长溪余氏利用新年祠堂祭祀宣讲祖训：“每岁正旦集长幼序行第，庆贺神主，次叙团拜之礼。族长开读祖训，幼辈拱听于阶下，实有益心身之语也。”[21]
官绅、书生以建祠、修谱、族讲凝聚族人为一个群体，从而明析族人之间的昭穆关系；又以祖训族规阐明礼法，以便族人依礼法相处；同时以自身的孝行、善行，为族人仿行的榜样，以期达到族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做到尊祖敬宗，尊卑有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一本族人和睦相处，令仁兴义让，形成修美的社会风气。他们在族内确实起到化民成俗的作用。许多记载说到风俗变化的事例，如黟县余允恭立家规，“遵用文公家礼，俗多化之”[22]。歙县吴贵，“孝友无双，表正风俗”[23]。建宗社祠宇的方瑗，为人“果断公直，俾乡党不祀于有司，抚恤孤寒，故内外均仰其德化”[24]。所谓化俗、正风俗，是说感化族人自觉摈弃不规范的俗礼，去掉不文明的野礼，实现主流意识的礼仪，特别是宋元以来流行的朱熹家礼，如此整齐风俗，促使“俗美”[25]成为主流，族人尊守礼仪，讲求公共道德，孝行善行形成风俗。
化俗，正人君子感化作用，还要借助许多民人易于接受的方法，将礼仪伦理简单化、具体化为其一。歙县程昂，是“笃于孝友，父疾三月，衣不解带”的孝子，他亡故当天，程新菴祭奠词云：“孝友为家庭之准，信义为乡闾之珍。”[26]把做人准则归结为四个字，在家内讲究“孝、友”，在社会注重“信、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庭就会和睦兴旺，在社会讲诚信义让，受人尊重，大家都如此，人人欢欣，社会就欣欣向荣。简单化、具体化，令人便于记忆，便于践履。(www.xing528.com)
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教化。用实物进行教育，即为一种常见方法。实物有祠、墓、匾、图。黄氏在歙县潭渡有孝子祠，崇祀见于《唐书·孝义传》的孝子黄芮，孝子祠迟至成化年间（1465—1487）才建造，为的是用祖先的孝行教育后人行孝。[27]孝子庐墓，有的绘制图画，长期保存，用为名族教育资源。休宁江村洪氏有先祖洪子劬庐墓图，明清之际徽州知名人士为之题词者甚多，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给事中许承宣题诗，有句“乡国尊至行，芳声动天地”。说明庐墓的孝子在郡国受到高度的尊敬，人们讴歌孝行之声动达天地。他见画面人物形象，追慕古人高风亮节，感动得涕泪横流——“想见古人风，展卷纷涕泗。”[28]洪氏以有此先人而自豪。
教化是说理性，令人自觉实行，然亦辅助以强制性，即使不那么情愿，也要执行。如宗族干预族人丧葬，按服制举行丧礼。若家庭有人亡故，应报告族长、房长，以服长为丧主。所谓“赴状推服长为丧主，得长长亲亲之义”[29]。关于强制性的族规，后文将有较多说明，此间从略。
教化，一经被人接受，见诸于行动，世道风行良善美俗，人就成为正人，更涌现大量的被人称道的善人、义民、义士、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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