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人户以“地著”，政府用户籍治理，人有籍贯。具有血缘关系的人，要成为群体，需要居住在一起，是为聚族而居，因此宗族同特定地区联系在一起，著籍于某地，所以某一宗族，就用著籍地区作为标记，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都是王氏，地域不一，是为两个族群。士族一定有郡望，在姓氏之前，冠以地名，以为该士族的符号，如泰山羊氏、余姚虞氏、弘农袁氏、清河崔氏。地望一经形成，长期不变，即使迁徙，仍然冠着原先地望。侨置州郡亦然，如兰陵萧氏。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士族成员因迁徙改变郡望，成为新士族。如王方庆是琅琊王导十一世孙，《旧唐书·王方庆传》说他是雍州咸阳人，因他的曾祖父王褒于北周时徙居咸阳，子孙就在这里著籍，所以他的家谱——《王氏家牒》不再冠有“琅琊”字样。[51]裴守贞，祖先原是河东闻喜人，后来才属籍绛州稷山，他的《裴氏家牒》也不加闻喜老地望[52]。地望的变化，反映旧士族的分化，其中的一部分以新士族的面貌出现，新的地望正表现这一状况。新旧地望表明，士族同原籍关系的密切程度多有不同，有的士族远离家乡，游离于城市，同乡土关系不密切。
明清徽州名族是真正地在著籍地聚族而居。《橙阳散志》在前引“千百户乡村”之后，又说徽州“一乡数千百户，大都一姓，他姓非姻娅无由附居，且必别之曰‘客姓’”。接着说：“城市诸大姓，亦各分段落。”[53]明白无误地道出徽州名族千百户聚居在一个大村落或几个村庄，即使在城中亦聚族而居。科举制按照县、省分配各级功名中式名额，名族读书人要想中式，必须保持籍贯（或在他处寄籍），否则无由读书仕进。出自乡里，退则回乡，是为“告老还乡”“归田”。明代万历间大学士、徽州歙县城里人许国，因功赐建石牌坊于居里，休致，赐驰驿回原籍。[54]侍郎汪道昆晚年在天都太乙宫主盟白榆社，请苏州名画家周公瑕加盟[55]，以娱晚景。名族扎根地域，离不开乡土，它的力量也正在基层，在乡里拥有权威，发挥建设家乡的作用：不仅管理内部事务，兼管村社建设和春祈秋报活动。前述乾隆间重建的绩溪周氏祠堂，内有文昌阁、土地庙、文会所、能干祠等建筑，文会所是族内部分成员为培养读书子弟组建的；能干祠是为纪念对宗族事务做出贡献者建设的；文昌阁和土地庙两所建筑是为全体族人信仰所用，它们设在祠堂内，表明宗族管理村民的土地神、文星信仰及其仪式，意味着宗族主管村民信仰事务。(www.xing528.com)
黟县鹤山李氏为祭祀社神特别在道光十年（1830）集资建立利济会，“以备迎神銮卫事宜，一应会规悉有成议”。为会能够持久，先后“呈请前邑宪张及今邑宪谢批准立案，各存在案，庶几业可世守”[56]。名族主管村社祀事，同时借重文会措办族内、族际重要事情。由于各村自办的文会，“以名教相砥砺”[57]，读书人会依据主流意识办事。绩溪汪氏有需要向政府写呈文，就由文会撰拟呈词，如族内有节孝子孙，由文会撰文，向政府申报嘉奖；族中若有不得不向政府申报的事情（如打官司），尊长、乡约与文会共同经办：“本族倘有不得已公事，必致呈公，乡约正副、尊长并文会，秉公呈治，不得徇私推诿。”族人之间、族人与外族人之间的纠纷，文会参与调解，免得到官厅废财破家。方士庹的《新安竹枝词》有句：“雀角何须强斗争，是非曲直有乡评。不投保长投文会，省却官差免下城。”[58]事实表明，名族强化组织，加强管理，在文会协助下，实现自我管理，维持与稳定社会秩序，成为一般宗族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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