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交待士族特征，已见其深知文化教育对家族的作用，不仅如此，他们同时关注全社会的教育事业。晋元帝（276—322）尚未正式登基，录尚书事王导上书建议恢复因战争而停办的学校教育，令朝臣子弟就学。[39]淝水之战前后，尚书令谢石（327—388）亦因战乱学校遭到破坏，“上疏请兴复国学，以训冑子”[40]。当然，他们关心的是贵胄与士族子弟的学业。
明清徽州名族极其注重教育，这从科举出仕者众多显现出来。由于投入文化教育事业，徽州名族成员的文化学术研究成就斐然，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多学科全面发展。以近现代学科分类说，徽州学人对哲学、文学、艺术、史学、方志学、考古学、文献学、图书馆学、工艺美学及数学、天文学、医学等领域，即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医学和工程科学，都有涉猎，均有成就，这就充分表明徽州是文化名郡，在全国的府郡中，跻身于南北二京、苏州、松江、常州、扬州、杭州等文化名城之列。二是有在全国学科中占居重要地位的学派，就是经学中的皖派（徽派），成为清代汉学发展到高峰期的标志，还与吴派共同促成扬州学派的诞生。诗赋中有新安诗派。三是在一些不大的学科中，徽州学人占有一席之地，像医学有“新安医学”，书画界有“新安画派”。
在文化教育方面，名族与士族的主导思想有所不同。南北朝时代，士族对于儒道佛均有兴趣，当然儒学是主流，不过许多士族人士是道教信仰者和支持者。清河崔浩支持魏太武帝反佛崇道，与北朝著名道士寇谦之（365—448）关系密切。王羲之一房“世事张氏五斗米道”[41]。创造南天师道的庐山道士陆修静，出身于吴姓大士族。吴郡士族顾欢（420—483）著《夷夏论》，倾向于道教。晚年生活在隋唐之际的道士王知远（530—635），琅琊士族出身，是茅山道教的重要人物。有知识的道家注意天文历法，研究炼丹术和医药学。因此，道教具有中古时代知识团体的某种性质。可以说，南北朝时期思想文化比较多元，有益于文化的发展。(www.xing528.com)
名族笃信儒家理学，徽州是“东南邹鲁”之区，新观念难以产生和传入。江登云、绍莲不无自豪地在《橙阳散志》写道：“（徽州）元明以来，英贤辈出，则彬彬然称‘东南邹鲁’矣。”[42]他们意味中的“东南邹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思想观念方面崇尚儒家理学，如同著作《易经读本》《知鱼集》的乾隆朝进士程埙所说：“吾乡山水甲天下，理学第一，文章次之。”[43]二是表现在人们依照理学伦理行事。徽州是朱熹故里，名族特别推崇他，他的《家礼》成为行动指南，借以营造良风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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