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名族：来自古代的璀璨文化

徽州“名族”及其应具备的条件，需要从编纂名族志的作者及其同时代人的认知来考察。歙县人、江西布政使左参政郑佐于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1549）在《新安名族志·序》写道：“名族志之义有二焉：尚世也，尚贤也。族衍于世，世延于贤……吾新安婚姻问家世，派系征谱牒，则犹沿袭成俗，不失前古遗意。故其为族也，有殊邑联宗、数村一姓之蕃。其为婚姻，有贫不偶富、贱不偶贵之异。其先代坟墓之存者，远肇齐梁，近自唐宋，百年十世者勿论焉。此其尚世之不系于世禄，他郡罕及之也。”“名族而责之实也，则见其前开后承，或以明道集成而功存著述，或以效忠尽节而迹秉丹青，或惇孝友以导俗兴仁，或乐恬退而修德守约，或政治烨于当时，或文章传诵于后世。”^[5]。他将名族特征归纳为“尚世”与“尚贤”两点。尚世，不只是世禄，更要世系绵延不衰，族大人众，标志在于有千年祖坟、万千人丁；尚贤，有开创之贤人，还要有后继的贤人，前后辉映，即由有业绩之官人、学者做到孝悌忠信、阐明学理、伦理。

另一位作《序》者祁门王讽同样强调贤人的作用，所谓“故族之名，名于人也”。并具体地说出明贤的价值：首先，贤人以其立德立功立言光耀家国，即“在一家光一家，在一国光一国，在天下光天下。世称旧族，其流风遗韵，直可擅誉望于一乡，而同天地于悠久者，其上者岂不以立德在希圣，立功在辅世，立言在名道，而光在天下古今者”。其次，贤人“以忠孝节义张正气，官守言责以垂政声，诗文纪述以列词苑，而光在一国者”。复次，是功名爵位的传承：“以科名爵位世续书香而光在一家。”^[6]深入说明名族饮誉乡国，为国家天下增光彩，且能悠久传世。万历朝兵部左侍郎歙县人汪道昆（1525—1593）在《太函集·论巨室为庶人楷模》中说：“巨室，即所谓大家，固庶民之纲纪也。”^[7]指明名族是伦理道德的楷模，起着庶人表率作用，以此不同于一般民人和家族，也就是说名族重视人伦纲纪，是其必备品格。关于名族实践纲常伦理的意义，明朝人的《陈俗》予以高度评价：“族必有俗，族之大小惟视其俗之如何。俗美矣，即有小族亦可言大；俗不美，即有大族乃所以为小，大小之分不系乎人力之众寡厚薄，而系乎其俗。”^[8]族之大小，不在于人数多寡与爵禄，关键在仁厚敦让，孝悌忠信，与人为善，有美俗者即为大族、名族，否则非是。

到清代，乾隆朝军机大臣休宁人汪由敦（1692—1758）在休宁古林《黄氏族谱序》中写道：“……其族又多聚处而亲睦，病相急，死相葬，婚嫁相馈，遗有无，相周恤，不然者以为非我族类。”^[9]原来族人之间讲究亲情，互助互救，富能济贫，不这样行事，就不被宗族、族人接受，是以人人自我约束，行为端正，风俗醇厚，是美好的社会风尚令宗族兴旺发达，历世绵延。清季，绩溪邵氏将老谱祠规、前贤宗规及当下应行之事汇编成新祠规，其中有“族讲”一条：“每季定期由斯文、族长督率子弟赴祠，择读书少年善讲解者一人将祠规宣讲一遍，并讲解《训俗遗规》一二条，商榷族中大事体。各宜静听遵行，共成美俗，实为祖宗莫大之光；应置纪善籍一本，每岁终将本族之有大善者由公核实纪籍，以示风励。”^[10]设立族讲制度，定期开讲祠规和乾隆朝协办大学士陈宏谋编辑的《训俗遗规》，年终进行善事登记，令人向善，学做好人。以此美化风俗，形成美俗。邵氏的“美俗”与汪由敦的“亲睦”、金氏《陈俗》后先辉映。(www.xing528.com)

综合众多明清时代人士的徽州名族论述，对名族的含义作出界定，似乎可以用历世久远、贤能治家、文化立言、礼仪美俗、门第婚姻二十字五个方面来描述。历世久远，家族渊源，远者两晋六朝，近者唐宋，历时数百年、上千年，传世几十代，族群繁衍，众达千丁万户，散布徽州各村镇、府县城关，乃至外迁全国各地，及至清明扫墓，有千丁祭祀之盛。贤能治家，家政井然有序，屡屡出人才，涌现明贤、仕宦，延续家声。文化立言，重视文化教育，开办书院，组织文会，研讨经史，在各种文学艺术领域多有成就。礼仪美俗，是族人之间按照宗法性伦理、规范行事，以祭祖仪式、颁胙、饮胙及族讲等形式教化族人，孝悌和睦，形成优良风尚，成为社区民众效法的楷模。门第婚姻，严禁与贱民婚配，讲究主仆名分，以保持族人血缘的纯洁性，维护名族社会地位。在这五项之中，历世久远、人丁众多、良贱不婚是名族的基本条件与外部特征（外在表现）；贤能治家是宗族成为名族的根本保证；文化立言、礼仪美俗之讲究礼法是名族的精神内核。归纳名族的这些特征，是否可以给明清时期徽州名族以这样的定义：历世久远的血缘群体，在贤明仕宦绅衿主导下从事文化建设，形成宗法性仁让敦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风尚，成为民间楷模，并以此不同于一般的宗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