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安全手段实现隐形目标

把安全这一错综复杂的问题简化为一个人身安全的问题，这样做还具有其他的政治优势。无论人们对安全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都要比针对更深因而不太具体和显然更抽象的层次的隐忧的任何行动更加辉煌壮丽，更加可观赏，更加吸引电视观众。与犯罪较量非常惊心动魄，激动人心，观赏性极高。大众媒体的制片人和节目撰稿人深谙此道。假如我们以戏剧化的作品来评判社会的状态（无论我们是否乐意向他人和自己坦言，我们大多数人都如此），那么，不仅仅是罪犯与“普通老百姓”的比例，似乎要大大超过目前已在监的犯人的比例，不仅仅整个世界好像要被分成罪犯和秩序的卫士这两大类，而且，整个人生之路似乎也要航行在侵犯人身的威胁和抗击者之间这条狭隘的峡谷中。

这样一来，造成的总的后果就是自行恐惧。这种对个人安全的超常关注由于生存的无保障和心理的不安而充斥着无法理解的意义，高高地凌驾于其他一切恐惧之上，使其他一切忧患理由相形见绌。政府也会许如释重负：没有人或几乎没有人会督促它们去做一些它们无能为力的事情，也不会有任何人在观看每天的纪实节目、戏剧、文献影视片和精心排演的伪装成纪实片的戏剧，在讲述有关新的、改进型警察武器、高新科技监狱门锁、防盗、防窃车警报器、用在犯人身上的发出短促而强烈震动的电震棒，以及冒着生命危险而使我们其余人得以安然入睡的勇猛警察和侦探的故事时，去责怪政府依然游手好闲，对人类的忧患无所事事。

建造新监狱、起草新法令以增加可处以刑罚的违法数量和强制延长服刑期——所有这一切措施提高了政府的声望。它们显示了政府强硬、机智、果断，而且更重要的是显示了政府不仅明确地对其民众的人身安全，而且是含蓄地也对他们的有保障和确定性“有所作为”，而这一切又是做得那么有声有色，那么大张旗鼓，那么令人心悦诚服。

惩罚性行动的壮观动人——灵活多变、冷酷无情和果断迅速——比其效能更为重要；由于公众注意力的倦怠和公众记忆力的短命，对该效能其实很少加以测试。它甚至比查明和上报的实际犯罪量更重要。当然，话说回来，如果另一种新的犯罪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且被发现普遍存在，非常令人作呕；而且如果发生一场新的侦破/严惩犯罪运动，那么，它倒是有所助益的。因为这有利于公众保持对根植于犯罪和罪犯中的危险的警惕，防止公众思索为什么人们还是像从前那样依然感到惶惑、迷惘和担惊受怕，尽管那一切治安措施可望带来令人垂涎的安全。

把地方无保障性造成的灾难和在对人身安全专一的、压倒一切的关切中的晚现代/后现代人的不确定性相合并的倾向与民族国家政治的新现实，尤其是具有“全球化”时代特征的国家主权的节略本的新现实之间绝不止是一个美妙的巧合。

把地方的注意力集中在“安全环境”以及它可能真正或推定会需要的一切中，这恰恰是如今已全球性和超越疆域了的“市场力”要求民族国家政府所做的（这样就有效地阻止了它们从事其他任何事务）。在全球性的金融世界中，国家政府所分配到的角色与超大型的警察分管区相差无几。上路巡逻——清除街头巷尾的乞丐、无赖、小偷——的警察的数量和质量以及监狱高墙的坚固森严这一切都在“投资者放心”因素中显得特别重要。因此，它们也是投资者作出投资或撤资决定时煞费思量的项目。做好分管区警察这份工作是国家政府把游散资金诱哄到民众福利投资中可做的最佳（也是惟一的）一件事。因此，向公众炫示治安本领和国家的威力是通往国家经济繁荣的捷径，而且但愿也是通往选民的“美好感觉”的捷径。

关注“井然有秩的国家”曾经是一项错综复杂的任务，反映了国家众多理想抱负和广泛多面的主权，可到头来往往只局限于打击犯罪这项任务上。而这一任务越来越特殊的——其实是主导的——功能已划归于监禁这一政策。打击犯罪居中心地位其本身并不能解释监狱为何迅速发展。毕竟还有其他的途径回击对公民人身安全所构成的真正的或所谓的威胁。此外，现已表明，使更多的人锒铛入狱，而且延长其服刑期并不是最有效的途径。因此，人们也许会猜测，有利于选择监狱的某些其他因素可以作为最令人信服的证据：的确“已有所作为”，而且言词也是有血有肉的。把监禁假定成为公民的安全而战中的关键策略意味着以当代习语处理这个问题，用简明易察的语言，唤起共同熟悉的经验。(www.xing528.com)

今天的生存展延在全球性和本土性这一等级体系中。全球性自由移动标志着升迁、前进和成功，而静止不动则散发出颓废、失败和落伍的恶臭。全球性和本土性日益带有对立价值（而且是最重要的价值）的性质。这些价值被人们垂涎觊觎或深恶痛绝，而且成了人生梦想、恶梦和奋斗的中心。人生的抱负多半是以流动性、自由选择居住地、旅行和见识世界所表达的；而人生的恐惧却恰恰相反，往往是以禁锢、缺少变化、不能走进其他人都能轻松穿行、探索和享受的地方来谈论的。“美好人生”是不断运动着的人生。更确切地说，是在人们不再满足于留守一地时可以充满信心、拔腿就走的那种逍遥自在。自由的含义首先已成了选择的自由，而且选择显然已获得了空间维度。

在时/空压缩时代，那么多美妙和未曾尝试的感受从远方招手。“家”，虽然总是那么撩人遐想，但人们却往往是在又苦又甜的思家情怀中领略其意趣的。由砖头和砂浆严严实实垒筑起来的“家”滋生着怨愤和反叛。假如外面上了锁，假如出门是一个遥远的前景，或根本行不通的前景，那么，家就演化成了监狱。被迫固守于一地，不让移向他处，这几乎是一种最令人难以忍受、最残酷和可憎的状况。恰恰是禁止移动，而不是实际想移动的愿望受挫，才使得那一状况尤其令人不堪忍受。被禁止移动是软弱无能和痛苦的最重要的象征。

因此，难怪监禁服刑既是剥夺潜在有害之人权利的最有效方法，同时也是一种对恶行的最痛苦的惩罚。这一思想很容易就“讲得通”，而且完全“合乎情理”。禁锢于一地是怕自己被禁锢于一地而老是提心吊胆的人自然而然地希望和要求降临在他们所害怕和认为该受到严惩的人头上的厄运。相比之下，其他的威慑和惩罚形式似乎都十分令人遗憾地宽大、太不适用、太无效果、太无痛苦了。

可是监狱不仅意味着禁锢于一地，而且也意味着驱逐。这就更加增添了它作为“直捣危险根源”这一手段的广泛吸引力。银铛入狱意味着长期或许永久的隔绝（死刑是衡量其他一切刑期长短的理想模式）。这一意义也深深地拨动了高度敏感的心弦，口号就是“使我们的街道重新变得安全”。除了把这些危险携带者转移到看不见摸不着又无法逃离的空间外，又有其他什么更好的途径保证这个口号不落空呢？

环境的无保障集中在对人身安全的担忧上，而那反过来又强化了陌生人那模棱两可、变化莫测的形象。街上素不相识的人、家宅周围的徘徊者……防盗报警器、有监视和巡逻的聚居区、有人守卫的公寓大门——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把陌生人拒之门外。入监只是这许许多多措施中最为极端的一种。它与其他措施的不同点在于所谓的有效程度，而不在于种类。在防盗报警器和反窃装置的陶冶中成长起来的人自然成了监禁服刑、而且是服长刑的热心支持者。它把一切连接得天衣无缝——逻辑又重新回到了生存的混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