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劳教时代下的监狱：维护法律与秩序的严峻挑战

除了改造功能之外，托马斯·马蒂森在他的那本《审判监狱》一书中还细致考察了其他被广泛应用的论断。这些论断旨在证明监禁用作解决严峻而可憎的社会问题方法的合理性——即监狱的预防作用（无论在普遍还是个别意义上）、使在法律上无行为能力和威慑作用，以及单纯的惩罚等种种理论——却发现它们毫无例外全部在逻辑上破绽百出，在经验上站不住脚。迄今为止，根本拿不出任何证据来支持，更不必说证明这样的假设：即监狱发挥了理论

上归之于它们的诸多作用，而且，只要它们极力发挥作用，就取得了任何程度的成功。而同时这些理论所提出或隐含的最具体措施的正当性经不起道德完美和行为得当的最简单的考验。（譬如，惩处——也许是严惩——某人以预防判然不同的人犯相同的罪行的道德基础是什么？现实的情况是，“我们所惩处的人大多数是穷人和蒙受奇耻大辱的人，他们需要的是帮助，而不是惩处”。因此，上述问题在道德上就显得愈加令人担扰。）⑧

几乎在每一个国家，正在狱中服刑或等候判刑入狱的人数在与日俱增，而且是高速增长。监狱网络到处大兴土木，一片繁荣。在整个世界，国家对“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力量，尤其是现役警察部队和监管部门的预算开支都有增无减。最为重要的是，直接对抗法律和受到监禁的人口比例在增长，其增幅表明它不仅仅是纯数量的变化，而且是作为刑事政策组成部分的法理解决的意义剧增。此外，其增幅还表明许多政府都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而且得到舆论的普遍支持），即“亟需惩处重要的人口阶层和集团。”⑨

换言之，通过监禁惩处犯人这一手段的大量使用表明，有些新的庞大人口阶层因种种原因被视为对社会秩序的一大威胁，而且，通过监禁将他们强制性地逐出社会交往也被认为是消除威胁或平抑那一威胁所引发的公众隐忧的有效方法。

服刑犯人的比例在不同国家是不同的，这反映了刑罚思想和实践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特点。然而，服刑犯人的激增似乎是整个最发达世界的普遍现象。根据尼尔斯·克里斯蒂细致校勘的最新资料，美国遥遥领先，居世界之首（虽然它的记录被新的俄罗斯联邦迅速逼近）：超过美国总人口2%的人受到刑法系统的控制。这一增长率是十分触目惊心的。1979年每十万人中有230名囚犯，而1981年1月达到647名。（诚然，在某些地区比率还要更高：在华盛顿州大部分最贫困人集聚的阿纳卡斯蒂亚地区，16—35岁年龄段的一半男性居民目前要么是在等候审判，要么已入狱，要么在假释中。）⑩迄今为止，美国独占鳌头，然而增长的势头几乎随处可见。甚至在以对诉诸判刑三缄其口而著称的挪威，囚犯的比例也从1960年代初的每十万居民中有40名增加到现在的64名；在荷兰，囚犯比例也在同一时期从每十万居民中有30名增至86名；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囚犯比例现在已达到每10万居民中有114名囚犯，而且这一国家“每一星期需要一座新的监狱来安置这看来是永无止境的增长”。⑪

由于这一增长并非局限于一批遴选出来的国家，而是近于世界性的现象，因此，想在国家性的政策或者在这一或那一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具体做法上寻求解释，那么，即使这不是完全徒然无益，也很可能会引入歧途（纵然否认这种政策也许会对加速或减缓这一增长产生消减性影响也是同样错误的）。此外，并没有证据显示，指望监狱作为解决被认定为伤透脑筋和令人担忧的问题的主要工具已在任何一地成为了选举大战中的一大严重问题。你争我斗的各派势力，即使在其他热点上相距千万里，却往往对这一问题表现出完全的一致。而且各派公开亮相的惟一兴趣就是说服选民它会比其政治对手更加坚毅果断和毫不留情地将罪犯推入监狱。因此，不妨断言，这一增长的原因必定是超党派和超国家性质的，实际上是全球性的而不是地方性的（无论是在领土意义还是在文化意义上）。这些原因与纳入全球化名下范围广泛的演变完全可能不只有偶然的联系。(www.xing528.com)

上述增长的一个明显原因是大张旗鼓地宣扬列在披着公共关注点这一盔甲的“法律和秩序”类目下的议题，尤其是由于这些弥散的关注点体现在对社会弊端的博学和权威的阐释中和指望匡正这些弊端的政治纲领中。在《后现代性及其不满》（波利蒂出版社，1997年）一书中，我认为，不论弗洛伊德所提出的用很大一部分个人自由换取一些集体保证的安全是现代文明“经典”时期心理磨难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是否正确，处在现代性的晚期或后现代时期的今天，恰恰是截然相反的倾向：即以大量的安全换取排除越来越多束缚行使自由选择权的羁绊的倾向，才引发了普遍的恐惧感和忧虑感。正是这些恐惧感和忧虑感才想在对法律和秩序的关切中寻求发泄途径（或正在被导入其中）。

为了充分理解这一非同寻常的“忧虑转化”，人们有必要把有时候过分热衷于离间和限制的语言所分隔开来的东西重新组合在一起。潜存于所谓与众不同的（因为语言上是分开的）可靠、安全和确定这些体验之下的感情/态度上的一致性对操英语的人是很难察觉的，但讲德语的人就掌握得比较好。这是因为德语原本就极其俭省：Sicherheit这个德语单词包罗了所有这三种体验（可靠、安全、确定），因此难以接受它们相互的自主性，而操英语的人经过语言熏陶自然而然地认为它们是相互自主的。

假如说，自由（Freiheit）被早期现代对秩序的稳定、安全和确定的探寻搞得不堪一击，那么，安全（Sicherheit）是个人自由的晚期现代进程的主要牺牲品。而且，要不是这三个单词表示三种语义对象，我们就几乎不可能区分这三种不安。因此，难怪无危险即可靠选择的匮乏和游戏规则的日益含糊（这使得大部分行动，甚至这些行动的结果不确定），往往使人们认识到了对安全构成的威胁——首先是对身体，然后是对身体空间延伸的财产的威胁。在一个愈加无保障和不确定的世界里，缩隐于安全的避风港就具有了明显的诱惑力。因此，保卫这一方天地——“安全的家园”——就成了打开一切门的万能钥匙。而为了避开对精神和物质享乐所构成的三重威胁，人们觉得必须将这所有的门紧锁。

探寻安全的周围积聚了许许多多的紧张。而在紧张之地，精明的投资者和见利眼开的股票经纪人必定会瞄上政治资本。正如恐惧本身一样，提醒人们注意与安全有关的恐惧，是真正超阶级和跨党派的。无保障和不确定性这两个真实的问题已浓缩成了对安全的焦虑，这对政客和乐天派来说，也许是个美妙的巧合。人们是可以期待政客对无保障和不确定性做点什么的，这正是因为人们看到他们对安全吵嚷不休，着力甚多。

确实，这是一个美妙的巧合，因为前两大忧患其实是无法克服的。政府可能郑重其事地保证的只有更多的“劳动力弹性”，归根到底，也就是说，更多的无保障性，更痛苦和使人丧失资格的无保障性。严肃的政府也不可能保证确定性。它们必须把自由让给反复无常、变化莫测的“市场力”。而市场力在赢得其国际性质后，无可奈何的“地方”政府对它们就鞭长莫及，束手无策。这自不待言，几乎是一条公认的结论。然而，为打击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尽一份力，或让人们看到在尽一份力，是一个现实选择，而且是一个包含大量潜在选票的选择。结果是安全没有什么得益，而投票人的队伍却蔚为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