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的固定性与个人关系的挑战

布尔迪厄指出，被某些欧洲社会学家推崇为自由天堂的加利福尼亚州，划归给建造和日常管理监狱的开支预算大大超过拨给所有高学院校的州基金总额。监禁是空间束缚的最彻底和最极端的形式。它似乎也是处在当代“时/空压缩”最前线的由政治精英构成的政府的主要关注点和注意的焦点。

严厉和残酷程度不同的空间监禁一直以来都是对付那些无法同化、难以驾驭和除此之外动不动就滋事捣蛋的家伙的主要方法。奴隶们被关在奴隶区中。麻疯病患者、疯子和种族或宗教的异己者也被关了起来。如果允许他们在指定的区域外游荡，那么他们就必须戴上其空间指定的标记，这样大家就知道他们是属于另一个空间的。先是空间隔离，再是强制禁闭，几世纪以来这几乎成了对付一切分歧，尤其是不可能或不希望在习惯性的社会交际网络内调解的分歧的发于内心的、本能的方式。空间隔离的最深刻含义就在于禁止或中止交流，从而造成强制性的永久疏远分离。

疏远是空间隔离的核心功能。疏远缩小和压缩了另一方的视野。当日常交往被削弱或完全禁止时，个人秉性和景况——它们由于交往经验的日积月累而往往生动地展现在眼前——却很少映入眼帘：这时典型化取代个人的亲密无间；而且，旨在减少差异和任凭它置之度外的法律范畴使个人和案例的独特性变得无足轻重。

正如尼尔斯·克里斯蒂所指出的，②当个人的亲密无间在日常生活中盛行时，人们对补偿所受伤害的关注就会强于对报应和对罪犯惩罚的要求。无论我们对应受追究的人会多么愤慨，我们都不会将刑法的范畴应用于这一案例（我们甚至不会按照法律条款可以适用的罪与罚的非个人特有范畴考虑这一案子），“因为我们太了解了……按那总体认识，一种法律范畴就太狭窄了。”然而，如今我们生活在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们之中；而且，大部分的人也不可能认识。因此，如果当时使我们愤慨的行为看上去确实如此——实际上不像“同一范畴”的其他行为——那么，我们不诉诸于冷酷无情的法律条文也是很自然的。“可是对刚搬到街对面的陌生小孩来说，就不一定是这么回事了。”所以克里斯蒂说，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中，持久的动向是赋予“越来越多被视为有害或至少令人疑惑的行为”以“犯罪意义”，因为“越来越多的这样的犯罪行为遭到了监禁”。这一点并不完全出人意料（即使也并非不可避免）。

可以说，在法律界定范畴和其后的差异空间隔离的帮助下，减小差异可能是大势所趋。而且，随着现代状况的来临，一旦人口的实际密度大大地超过其可能的密度，这一趋势会愈演愈烈，大大超越人类亲密的吸收能力和个人关系网络。可是我们也可以逆转这一联系，并且断言，给那削减注入活力的空间分隔本身就是用于延长和保持那一相互疏远的一个主要来源。简化的操作和刑法的简化影响在相互疏远中就成了必要条件。而另一方——被摒弃在由严密监管的空间界限所保护和培植的陌生状态中，相距遥远，不让作定期或不定期的交际——由于同样原因却被迫保持其陌生人的身分，完全被剥夺了其独一无二的个性，而只有这独一无二的个性才能防止陈规定型，从而超越或减轻法律——还有刑法——的简化影响。

作为（迄今为止）一个遥远的理想，一种彻底与世隔绝，即，使对方沦为法律惩罚力的一种纯粹人格化，在向人们召唤。接近这一理想的是美国“最新型的”监狱，如在加利福尼亚的鹈鹕湾监狱。加利福尼亚州——引用尼尔斯·克里斯蒂的简练描述③——“主张发展和激活监狱”，因此计划到世纪之交时按每一千个人中有8个犯人来建造监狱。根据《洛杉矶时报》1990年5月1日的热情洋溢的报道，鹈鹕湾监狱“完全采用自动化技术，因此，设计得使囚犯实际上与狱警或其他囚犯根本没有任何面对面的直接接触”。大部分时间囚犯在“由坚固的混凝土块和不锈钢构筑的没有窗户的单人牢房里度过”……他们不在监狱企业里干活；他们不参加任何消遣娱乐活动；他们不和其他囚犯交往”。甚至狱警也“关在用玻璃围成的控制室内，通过扬声系统与囚犯交流”。因此，即使有也是很少被囚犯看到。警卫的惟一任务就是确保囚犯都安安稳稳地关在牢房里，也就是说他们呆在那儿不能与外界接触，看不见他人，他人也看不见他们。要不是这些囚犯还吃喝拉撒，人们准会误以为他们的牢房是一具具棺材。

乍一看，鹈鹕湾计划倒颇像是全景监狱现代化、最新型、超高科技的翻版，是边沁的通过完全监视达到完全控制这一梦想的最终体现。然而再一看，就显露出初步印象之肤浅。

全景监狱控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全景监狱首先是被视为教养院。教养改造公开声称的目的是：把囚犯从通向道德地狱的路上拉回来（他们是心甘情愿自己走上这条道路或者并非因他们自己的直接过错而被推上了这条道路的）；培养最终能让他们重新回到“正常社会”大家庭的习性；“遏止道德腐败”；回击和克服懒散、愚昧、藐视或无视社会准则——这一切折磨加在一起就使得囚犯无法过上“正常生活”。那是职业道德时代的情形了。那时，劳作，辛勤不懈的劳作既被视为虔诚、屡有建树的人生的诀窍，又被视为社会秩序的基本规则。那也是无法勉强维持生计的小农和工匠人数激增不止，而剥夺他们生计的机器却徒然等待百依百顺、乐意为它们效劳的人手的年代。因此，教养改造这一构想实际上说到底就是要囚犯干活，干有用的活，有利可图的活。边沁对全景监狱有真知灼见。他概括了在解决现代工业劳动刻板、单调、机械节奏的倡导者们所面临的真实的令人心烦和担忧的问题中所作出的分散而又共同的努力的经验。

在勾画全景监狱计划的时候，愿意工作的人的匮乏被普遍认为是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早期的企业家们哀叹潜在的劳工不愿屈服于工厂上班干活的节奏。在这种情势下，“教养改造”意谓着克服那种抗拒，使屈服更加貌似有理。

总而言之，无论全景监狱式教养院的其他现实目的是什么，它们首先是劳动纪律严明的工厂。它们还往往是完成那一终极任务的最快捷的办法。它们要囚犯立刻干活，尤其是干那种“自由工人”最不想干或囚犯不可能自愿干的活儿——不管报酬是多么诱人。无论它们所宣称的长远目标是什么，大多数的全景监狱说穿了都是教养院。(www.xing528.com)

17世纪初建于阿姆斯特丹的教养院的设计者和推动者们设想造就“习惯于劳动、想拥有一份好工作、能自力更生、敬畏上帝、健康而吃饭节制的人”。他们还列举了一长串未来犯人应该从事的工种，以养成这些素质，如制鞋、制钱包、手套、皮包、衣领和披风饰边、编织棉亚麻混纺粗布、精纺毛纱、亚麻布和花毯、针织、木雕、木匠活、玻璃吹制、编制物品等等。实际上，在半心半意地按照最初的指示搞了一阵之后，教养院的生产活动很快就局限于原本就只定为惩罚手段的锉刮巴西洋苏木。这是一份特别原始、累人的活计，要不是教养院强迫管治，不可能找得到愿意干的人。④

这些形式多样的教养院，到底是否曾实现其宣称的“改造”、“道德革新”、“使犯人重回社会生活”的目标，这从一开始就有很大的争议，迄今仍是一个争议未决的问题。研究者普遍认为，与最美好的愿望恰恰相反的是，受到严密监管的教养队所特有的条件完全与“改造”背道而驰。公开言明的职业道德戒律是与监狱的强迫管治——无论它们以什么名义——格格不入的。

著名的挪威法律社会学家托马斯·马蒂森经过透彻研究，提出了一个深思熟虑、论证严密的意见。他断言，“监狱在其整个历史进程中实际上从来没有改造过人，它从来没有使囚犯‘重回社会生活。’”⑤恰恰相反，它们使囚犯监狱化（唐纳德·克莱默的术语）⑥，也就是说，怂恿或强迫他们接受并采纳了惩处环境中才特有的习惯和规矩。这些习惯与高墙外的文化标准所提倡的行为模式大相径庭。“监狱化”恰恰是“改造”的对立面和“回归社会生活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然而，情况已今非昔比。教养院在阿姆斯特丹刚揭幕时博得人们的一片喝彩；而今天，“改造”这一问题引人注目，与其说是由于它颇具争议性，不如说是由于它正在变得越来越文不对题。许多犯罪学家也许还会继续阐述刑罚思想那确立已久却根本没有解决的争端；不过，显然最重大的新开端恰恰是在刑罚制度实践者的当代思想中摒弃真心诚意或奸诈骗人的“改造目的宣言”。

试图让囚犯重返工作之路的努力也许会或也许不会奏效，然而这些努力只有工作在等待着的时候才有意义，而且它们是出于工作正等待得不耐烦这一事实才形成了其基本态度的。第一个条件今天已几乎不能满足，而第二个条件根本就不存在。昔日热衷于吸纳与日俱增的劳动力的资本，今天一听到失业率下降的消息就忐忑不安。它通过其股票交易全权代表酬答公司的缩编裁员。在这些情况下，在一般的和更可取的“主观移动”方法——即把“无主人的人”中特别不情愿和不守秩序的几类人纳入工业轨道——失灵时，禁监既不是一所就业学校，也不是提升劳动力层次的强有力的第二好方法。更确切地说，在目前的情势下，它是一种就业的变通办法，即处理或消化大量不需要其作为生产者和没有可“重新返回”的工作岗位的人。

今天的压力是消解永久、不明昼夜、持续和固定工作的习惯。“弹性劳动力”这一口号又会有什么其他意义呢？有一个令人称道的对策，那就是使劳动者遗忘——而不是学会——现代工业的太平岁月旨在教导他们的任何职业道德。可以想见，除非当前和未来的员工丧失了养成的种种习惯：日复一日的工作、每天轮班、一成不变的工作单位以及固定的同事交往；除非他们并不习惯于任何工作；而且，毫无疑问，除非他们不想（或没办法）对任何现在所从事的工作采取职业态度并放弃幻想得到工作拥有权和职责这一奢望，否则劳动力是不可能真正成为“有弹性的”。

在1997年9月在香港举行的最近一次年会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老总们严厉地批评了德国和法国所采取的使更多人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办法。他们认为这种尝试与“劳动力市场的弹性”背道而驰。他们说“劳动力市场的弹性”要求废除“太有利的”工作和报酬保护法，消除阻碍纯粹竞争力的一切“扭曲”，并且打破现存劳动力对取消其已获“特权”⑦——即与他们的就业稳定性以及工作和收入保护有关的一切——的抵制。换言之，所需要的是新的条件，这些条件会有利于与职业道德所预言和被要求奉行那一道德的全景监狱所推进的截然相反的习惯和态度。劳动力必须摒弃其对工作的经艰苦训练养成的献身精神和对工作单位难得的感情依恋以及个人对其福祉的参与。

在这一情形下，把鹈鹕湾监狱视为早期工业教养院——全景监狱计划反映了这些教养院的经验、雄心和未解决的问题——就觉得不太令人信服了。在鹈鹕湾监狱的混凝土高墙里面，并没有从事生产劳动，也没有劳动训练：监狱的计划中根本没有准备进行这种活动。实际上，对犯人来说，鹈鹕湾监狱根本就不是一所什么学校，甚至也不是一所纯形式意义上的惩戒学校。全景监狱的全部意义，时时监视的最后目的，就是确保囚犯参加一定的活动，遵循一定的程序，做一定的事情。而鹈鹕湾监狱里的囚犯在隔离的牢房里面到底干些什么是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关在那儿。鹈鹕湾监狱并没有被设计为一家惩戒或劳教的工厂。它是一家排斥性的工厂，一家由已习惯于其被排斥地位的人组成的工厂。时/空压缩时代被人排斥的标志就是固守于一地。鹈鹕湾监狱几乎达到极致的是使人固定不动的技术。

假如集中营是探测人类屈服和被奴役极限的极权主义社会的实验室，假如全景监狱式的教养院是试验人类行动常规化的极限的工业社会的实验室，那么，鹈鹕湾监狱是测试全球化弃儿的空间约束方法以及探测其极限的“全球化的”（或借用阿尔贝托·梅卢奇的术语，“世界性的”）社会的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