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法律与地方秩序的融合分析

皮埃尔·布尔迪厄在说到法国社会学家卢瓦克·瓦匡特的研究时说，在美国

建立在贫困的道德化概念之上的“慈善国”往往分成两个国家，一个是社会国家，它为中产阶级维护最低限度的安全保障；另一个是越来越具有镇压性质的国家，它抵消了广大人口，尤其是黑人，日益动荡不安状况所造成的暴力的影响。①

这只是将仍然握在民族国家迅速软弱下去的手中的原政治创制权的残余局限于法律和秩序问题这一更为广泛的倾向的一个例子罢了，虽然无可否认它像更为广泛、也是全球现象的大多数美国版一样是一个特别明显突出的例子。在实践中，法律和秩序这一问题不可避免地被解释成对某些人来说是秩序井然的——安全的——生存方式，对其他人来说却是可怕和险恶的法律的威力。

布尔迪厄写上引的这篇文章——1996年10月它作为讲稿在弗赖堡被宣读——是他在飞机上读到一段言论后的“本能反应”。这段话是德国联邦银行总裁汉斯·蒂特迈尔毫不经意，几乎是随便说的，就像人们说起平淡无奇的事实时听众或读者根本不会皱一下眉头一样。“今天的目标，”蒂特迈尔说，“是创造有利于树立投资者信心的条件。”就像某人谈论一说即明的事情一样，蒂特迈尔接着又简要笼统地阐明了这种条件会有何结果。他说，为了使投资者充满信心，为了鼓励他们投资，就需要更加严格地控制公共开支，降低税收，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和“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墨守成规”。

劳动力市场太僵化死板了；应该使它灵活起来。那就意味着更加具有适应性和可塑性，无论对它采取什么措施都不应该抵抗。换言之，劳动力只要成为投资者——他们确信只有他们的行动才能决定其经营——可以不予考虑的一种经济变项，那么，它就是“弹性的”。然而，“弹性劳动力”这一概念在实践上其实否认了理论上的立据，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了将假设付诸实施，它必须剥夺其对象的灵活性和活动性，而这一灵活性和活动性正是它自己激励其对象去获得的。(www.xing528.com)

与大多数前卫价值观一样，“弹性”这一概念掩盖了其社会关系的本质，即它要求重新分配权力并暗示有心想要剥夺那些其“僵化”将被克服的人的抵抗力。实际上，除非劳动力不再是投资者如意算盘中的一个未知数，否则它决不会不“墨守成规”的。除非它有效地失去了真正“弹性”的能力，即拒绝遵从某一模式，使人诧异，而且更重要的是，限制投资者机动自由的能力。“弹性”只是假装成经济健全的“普遍原则”。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双方。这一术语的相同性掩盖了界限两边截然不同的实质。

需求方的灵活性意味着可以自由地向更绿的芳草地进军，把撒满了最后一个营地的垃圾废物统统留给被抛在身后的地方人来清理。说到底，它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地漠视除“对经济有意义”之外的一切考虑。然而，在需求方看上去像是灵活的东西作用于供应方就成了艰难、残酷、难以克服的命运：工作有了又丢了，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它们被分解成许多小块，不声不响地就被收了回去，而这一雇佣/辞退的游戏规则说变就变。而且，根本没有预先警告，有工作的人和找工作的人一点也没办法阻止这一跷跷板游戏。因此，为了达到这些制订和废除规则的人为他们定下的弹性标准（这儿“弹性”指的是投资者眼中的“弹性”），“劳动力供应者”的处境就必须最大程度地僵化和无弹性——其实，恰恰是“弹性”的反面：他们的选择——接受或拒绝——的自由就必须被削减到最低程度，更不用说他们自己给游戏定规则的自由了。

条件的这一不对称体现在各自的可预料性程度中。行为选择范围较大的一方把不稳定因素引入了另一方的条件中，而另一方由于选择范围较窄或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就无法予以回敬。投资者选择的全球范围与“劳动力供应者”选择的严格地方局限性相比较权衡时，就形成了那种不对称性；而那种不对称性反过来又构成了前者支配后者的基础。流动性及其缺失表明了社会状况的晚现代或后现代的新的两极分化。新等级体系的上层是超疆界的；它的下层受到不同程度的空间的约束制约，而最底层事实上是附属于土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