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一致：福祸难分

流浪汉是旅游者的另一个我。他也是旅游者最热心的崇拜者。他对旅游者生活真真切切却又极少说到的种种烦恼不便一无所知，因此就越加羡慕旅游者。你不妨问一下流浪汉，假如他们有自由选择的机会，他们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那么，你一定会得到一个“如电视上所见的”对旅游者狂喜极乐的极其精确的描述。流浪汉们对美好人生没有其他任何图景。他们没有可供选择的乌托邦，没有他们自己的政治议事日程。他们惟一所求就是被允许成为旅游者，就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在一个浮躁不安的世界，旅游观光是惟一可接受的、通人性的、浮躁不安的形式。

旅游者和流浪汉都是消费者，而晚现代或后现代的消费者是感觉追寻者和经历采集者，他们与世界的关系主要是美学上的关系：他们把世界视为感觉的食粮，即各种可能经历的策源地（这是在经历（Erlebnisse）这个意义上而言的，即某人经历的状态，而不是从经验（Erfahrungen）这个意义上，即发生于某人的事件而言的。德语中这两者有重大区别，而英语中却绝对没有这种区别），而且他们按照既有经历绘制地图。他们都受到期望中的感觉的触动——要么受到吸引，要么受到排斥。他们像老成历练的博物馆常客细品艺术作品那样“品尝体味”着这个世界。这一世界观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使他们相互中意。这种一致性使得流浪者与旅游者起了共鸣，至少是与旅游者的图像发生了共鸣，而且使流浪者企望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也占一席之地。可见这种一致性也是旅游者极力想忘却的，虽然令他们大为沮丧的是，他们并不能完全真正地加以压制。

正如杰里米·西布鲁克所提醒读者的那样，⑨当今社会的神秘就在于“培养一种人为的、主观的匮乏感，因为对社会基本原则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人们居然声言他们满足于他们目前所拥有的。”因此，人们的已有之物在家道殷实的人们大肆挥霍和铺张炫耀下遭到贬低，变得相形见绌。“富人成为人人崇拜的对象。”

那些被宣扬为个人英雄，受到普遍敬慕，成为人人效仿榜样的富翁当年是靠自己奋斗成功致富的。他们的人生体现了职业道德和严守理性的良好结果。而现在则不然。如今，崇拜的对象成了财富——作为最光怪陆离、奢华挥霍生活方式保证的财富——本身。重要的是人能干些什么，而不是该干些什么或已干了些什么。世人所普遍称慕的是这些富豪能够挑选他的生活内容，能够选择时而居住的地方以及共拥这些地方的伴侣，而且能够不费吹灰之力随心所欲地把这一切变个花样。世人所普遍称慕的这些富家似乎永远都不会到达不归点。他们的灵魂转世化身看不到尽头，他们的未来在内容上仿佛永远都比过去更丰富、更迷人。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对他们来说似乎惟一重要的是他们的财富所打开的一系列前景。其实，这些人仿佛是受到消费美学的指引。正是毫无节制、甚至轻浮的美学趣味的炫耀，而不是遵从职业道德或枯燥、简单而节制的理性戒律即鉴赏力，也不是单纯的经济上的成功，才是他们所悉知的伟大之处，才使他们获得了世人的叹服。

“穷人并不是居住在与富人分隔的文化中”，西布鲁克指出，“他们必须生活在为了有钱人的利益而设计的同一世界上。经济发展了，而他们却更穷困了，正如经济的衰退和零增长也加剧了他们的贫困。”诚然，经济萧条意味着更加贫穷和更少的资源，可是，经济增长刺激了人们更为狂热地炫耀消费者奇迹，因此预示着希望与现实之间更深的鸿沟。

旅游者和流浪者都被塑造成了消费者，可是流浪者是有缺陷的消费者；他们其实并不精通消费之道，还作不出种种老练的选择。他们的消费潜能像他们的财源一样非常有限。这一缺陷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朝不保夕。他们犯规违禁，破坏秩序。他们四处转悠，总是败人家的兴。他们没有润滑消费社会之轮，他们没有给已转变成旅游业的经济的繁荣增光添彩。从在消费者社会或旅游者社会中人们可以想到的“用途”这一惟一意义上来说，他们简直是无用之极。而且，正因为他们毫无用处，所以他们也是多余人。由于是多余人，他们自然成了羞辱的对象和替罪羊。可他们的罪行无非是希望成为旅游者，只不过他们没有能耐像旅游者那样遂心如愿罢了。

然而，假如旅游者把他们视为可恶、不光彩和讨厌之人，而且憎恨他们的不请自到的陪伴，那么仍然养着这些流浪者有比众所周知的“公共成本”更深刻的原因。旅游者憎恶流浪者与流浪者仰慕旅游者并尊他们为其导师和偶像的原因大致相同。在旅行者社会，在旅行社会，游旅观光与流浪漂泊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我们不妨重申，流浪者是旅游者的另一自我。区分他们的界限是含糊的，并不总是很清楚的。人们一不注意就可能跨越这一界限……这可恶的相似性使人们很难决定这幅画像在哪一点上成了漫画，这一物种的固有和健康标本在哪一点上变成了一个突变体和畸形物。

在旅游者中，有的是“老游客”了。他们总是天南海北地奔波，总是自信得很，觉得自己去的都是该去的地方，这样东奔西跑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些快乐的旅游者，很少担心他们的大胆妄为有朝一日会沦落为流浪。另外，有些绝望的流浪者早已认输，早已丢弃了一切提升自己、加入旅游者行列的奢望。但是，居于这两大极端之间的是一大批——可以说是绝大部分——消费者/旅行者社会的成员。这些人不太清楚他们目前的处境，更不清楚目前这样下去到底能否见到第二天的曙光。路途上有那么多的香蕉皮，有那么多尖利的路缘石，人们随时可能绊上一跤跌倒在地。说到底，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临时的，股票会升也会降，技能不断地被新的、更好的技能所贬低和取代。今天人们还颇感自豪和珍视的东西马上就变得老朽陈腐，赏心悦目的街坊变得破烂粗鄙。合伙关系只能维持到发出解约的通知之前，值得追求的价值和值得投资的目标来了又去……正如人寿保险不能保护投保人免于一死一样，旅游者生活方式的保险单也绝不能保护自己免于沦为流浪。

因而，流浪者是游旅者的恶梦，是旅游者每天必须驱除的“内心邪魔”。一看到流浪者，旅游者就浑身颤抖。原因不在于他是流浪者，而在于旅游者有可能成为一个流浪者。在掩盖流浪者——禁止乞丐和无家可归者流落街头，把他们囚禁于遥远的“贫民禁区”，要求他们流放异地或关入监房——的同时，气急败坏的旅游者千方百计想放逐自己的恐惧，可到头来一切枉费心机。没有流浪者的世界，将是一个格里高尔·萨姆沙^[1]永远不会蜕变为昆虫的世界，一个旅游者永远不会唤醒流浪者的世界。没有流浪者的世界是旅游者社会的乌托邦。旅游者社会中的大部分政治——如迷恋于“法律和秩序”，把贫困作为犯法，接二连三地痛打寄生虫，等等——都可以解释为坚待不懈地冲破重重困难，把社会现实提升到那乌托邦的水平。

然而，问题是，假如没有这些流浪者在到处展示那另一种生活选择——旅行者社会惟一现实的选择——到底会是怎么样，那么，旅游者生活连像现在这样一半欢畅都不会。旅游者生活并不是一坛玫瑰花，而可能在那儿找到的玫瑰花却生长在荆棘丛生的茎梗上。为了获得旅游者的自由，人们得经受许多磨难：不可能慢下脚步；作每一选择都要犹豫疑惑；在作每一个最重大、而不仅仅是惟一的决定时要遇到风险。此外，当你必须选择的时候，选择的乐趣往往就失去了其大部分的魅力；而且，一旦人的整个一生成了一长串奇事险遇，那么，冒险也就失却了许多吸引力。因此，旅游者可抱怨的事情也真不少。寻求另一种非旅游者的快乐幸福途径的诱惑力从来并不遥远。它绝对不可能泯灭，但只会被置之一边，而且也不会长久如此。使游旅者生活变得可忍受，把它的苦难转化成小小的刺激物并允许这诱惑摇身一变并被束之高阁的恰恰正是这一使游旅者浑身战栗的对流浪者的惊鸿一瞥。

所以，荒谬可笑的是，旅游者的生活因为被流浪者生存千篇一律的恶梦般选择所缠磨，反而变得更加可忍受，甚至更加有乐趣了。同样荒谬可笑的是，旅游者把那一选择尽量搞得可怕和可恶是有既得利益的。流浪者的命运越不鲜美可口，旅游者的旅程就越美味芳香。流浪者的处境越糟，做个旅游者的自我感觉就越好。要是没有流浪者，旅游者倒还得创造他们一些出来呢……他们两者旅行者世界都需要，而且缺一不可。他们活像戈尔迪乌姆结，似乎谁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开它，似乎谁也没握有（或寻找过）利剑去割断它。

就这样，我们——旅游者和流浪者以及在我们这个消费者/旅行者社会中大多数的我们，即半旅游者/半流浪者——继续移动前行。我们的处境缠绕在一起，比旅游者的先入之见——只要它们存在——所能接受的交织得更紧。

然而，这共同的环境所孕育的两种命运和人生经历却对世界、对世界的弊端、对医治弊端的方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它们的缺陷和它们倾向于掩盖潜伏于它们两者及其对立背后的相互依赖网络是既不同却又相似的。

一方面，一种思想意识正在全球人代言人的叙述中形成。乔纳森·弗里德曼开列的代言人名单中有“接近媒体的知识分子；媒体和知识界本身；某种意义上，一切具有世界性身分的人”；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言而喻的假设，这些假设仅仅通过拒绝质疑那一思想意识而使得它可信：皮埃尔·布尔迪厄最近把这种假设描述为doxa，即“不被争辩或无可争辩的证据。”⑪

另一方面，有些本地人和被迫本土化的人，或更确切地说，有些千方百计（而且越来越成功）地想乘从附属于区域的土地吹来的愤怒之风扬起其政治之帆的人在蠢蠢欲动。结果，冲突根本无益于修复这个分裂，反而更进一步地加深了它，从而将政治想像力从双方都悲叹的处境的真正原因中转移了出去，虽然每一方悲叹的理由表面上是相反的。(www.xing528.com)

弗里德曼对广为传播、喋喋不休的语言大大地奚落了一番。所有这些时髦术语，如“折中”、“分离”、“超越性”等等据称非常清楚地表述了那些已经挣脱了锁链，那些“已经获得了解放”的人的经验；要不是因为那些还未获得解放的人具有丑恶、倒人胃口的“束缚”和“本质化”倾向，这些时髦术语也会表达他们的经验。这一语言将具有具体风险的特权描述为共同的“人性”或“我们大家的未来”。不过，弗里德曼发问，对谁而言

这一文化迁移是一种现实？在后殖民疆界跨越者的著作中，总是诗人、艺术家、知识分子才维护了这一位移，才将它具体化在印刷文字上。可是，谁读这些诗歌呢？发生在社会现实下层的其他种类的认同又是什么呢？……简而言之，杂种和杂交理论家是某一群人的产物。这一群人用这样的术语自我认同和/或将世界认同为一个自我界定行为，而不是人种论理解的结果……全球性的，即文化杂交而成的精英领域被分享一种非常不同的世界经验的个人所占据，它与国际政治、学术界、媒体界和艺术紧密相连。

全球人的文化杂交也许是一种创造性的、摆脱束缚的经验，可是地方人的文化未授权的情况却很少见。前者把这两点混为一谈，而因此把他们自己类型的“假意识”描述为后者精神损伤的证明，这种倾向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令人遗憾的。

然而，对后者而言——他们成为本地人是命运使然，而不是选择的结果——公有网络的解除控制和耗散与命运的强制性个人化却预示着极为不同的困境和揭示了极为不同的策略。不妨再次引用弗里德曼所述：

下层社会聚居区中所形成的逻辑在其本质上可能与文化业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世界旅行者形成的逻辑是不同的……城市贫民、种族混同聚居区是一个并不直接以构建明显的新混合身分为服务对象的舞台。在全球稳定和/或扩张时期，生存问题与领土和开创安全可靠的生活空间更加休戚相关。阶级身分、地方聚居区身分往往占优势……

两个世界，对世界的两种认识，两大策略。

还有一大悖论：这个解除控制/私有化了的/消费主义者世界，这个使全球化/使本土化的世界的这一后现代现实在后现代主义的叙述中只发现了一个苍白、片面和完全扭曲了的映象。后现代主义颂扬使世界“全球化”时所宣示的杂交和击败原教旨主义远远没有传达使那一世界四分五裂的复杂性和尖锐矛盾。作为对后现代现实众多可能描述之一的后现代主义只是表达了全球人——吵吵嚷嚷、气足调高、举足轻重而又范围相对狭小的跨越疆域者和周游世界者——的与等级制度有关的经验。它没有阐述和表达也是后现代图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其他种种经验。

因此，著名波兰人类学家沃伊切赫·J.布尔什塔在对交流的这一潜在的灾难性中断的后果进行反思时说：

以前的边缘地区显然自行其是，把后现代主义者对他们说的话当成耳旁风，而他们（指后现代主义者——作者注）在面临好斗的伊斯兰教信徒、墨西哥城肮脏丑陋的茅舍或甚至有黑人擅自占住南布朗克斯区破旧的房屋这样的现实时一筹莫展，束手无策。这些是大边缘，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对付它们……

在全球符号、标签和功利这层薄膜下，一个装满未知数的大锅正在沸腾。对此，我们并不特别感兴趣；而且，实际上，我们无话可说。⑫

上述引文中的“边缘地区”最好作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它们可看作已深受“全球符号、标签和功利”所影响的一切无限众多的空间，但是它们被影响的方式却与全球主义的颂扬者们所预料的不同。这个意义上的“边缘地区”遍布“全球化了的”精英人士那地域狭小、精神上超越疆界而物质上却戒备森严的聚居地。

刚刚提到的悖论引出另一悖论：“时/空压缩”时代，即信息自由传递和瞬时传播时代，是一个博学的精英们与大众之间几乎完全中断交流的时代。前者（用弗里德曼的贴切说法，叫做“毫无现代主义的现代主义者”，也即毫无世界化的计划的现代主义者）对后者无话可说。没有任何东西会作为他们自己的人生经验和人生前景回荡在他们的头脑中。

【注释】

[1]格里高尔·萨姆沙（Gregor Sa msa），卡夫卡小说《变形记》中变成了甲虫的主人公。——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