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化的文化/心理后果是十分巨大的。
拉里·埃利奥特在1997年11月10日《卫报》中引用了《失重的世界》的作者黛安娜·科伊尔的话。科伊尔在阐述高速、流动的新的五彩缤纷的电子计算机化弹性世界给她个人所带来的愉悦时说：“我是个受过良好教育、获得高薪、又有创业精神的经济学家兼新闻记者。英国劳动力市场的新灵活性已给像我这样的人提供了许多绝佳的机会。”可是几个段落以后，这同一位作者坦承，“对没有合适资历、充裕的家庭财力或足够积蓄的人来说，灵活性的增大归根结底意味着被雇主剥削得更彻底……”科伊尔呼吁，莱斯特·瑟罗和罗伯特·赖克最近针对美国“蛰居在戒备森严的深宅大院内的富豪权贵”和“大多数失业穷人之间”日益扩大的社会裂痕的种种危险所提出的警告，决不应该被那些沐浴在英国劳动力市场新灵活性阳光中的人所轻视……
阿格尼丝·赫勒还记得在一次长途飞行时与一位中年妇女邂逅的情景。那位妇女是一家国际贸易公司职员，能讲五种语言，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拥有三套公寓。
她不断地在许多地方来回穿梭移居。她自己一个人奔波，而不是作为一个社团的成员。虽然许多人都像她这样……她所参与其中的那种文化并不是某一地的文化。它是某一时间的文化。它是绝对现在时的文化。
我们不妨伴随她从新加坡到香港、伦敦、斯德哥尔摩、新罕布什尔、东京、布拉格等地。她住的总是希尔顿饭店，中午吃的是同一种金枪鱼三明治，或者，如果她有兴致，就去巴黎吃中国餐，去香港吃法国菜。她使用同一种牌号的传真机、电话机和电脑，看同样的电影，与同类人谈论同样的问题。
阿格尼丝·赫勒本人与我们许多人一样是一个学界环球旅行者，自然就很容易与她那不知姓名的伙伴的经历引起共鸣。她谈到家乡时补充道：“甚至外国大学也不是外国的。你开过一个讲座后，你可预料到在新加坡、东京、巴黎或曼彻斯特提的都是同样的问题。它们既不是外国的一些地方，也不是家乡。”阿格尼丝·赫勒的同伴没有家，但她却并没有无家可归的感觉。无论她此时身在何处，她都感到悠闲自若得很。“比如，她知道电灯开关在哪儿；她预先就知道菜单；她读得懂各种手势和影射的意义；不必多解释她就能领会理解他人。”⑥
杰里米·西布鲁克记得来自邻近市建住房群的另一位名叫米歇尔的女人：
15岁时，她的头发有一天全是红的，第二天是金黄色的，然后成了乌黑色的，后来又逆梳成了呈圆形的埃弗罗蓬松鬈发，然后变成鼠尾状，再后来梳了辫子，然后再剪成平头，就这样头发紧贴头骨，闪闪发亮……她的嘴唇是绯红色的，然后紫色，再然后涂成了黑色。她的脸鬼一样苍白，后来白变成了桃色，然后又变成了青铜色，仿佛是金属铸成似的。她做了一个个逃跑梦，16岁时她跟着男朋友离家私奔了，当时她的男友26岁……
18岁时，她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母亲的身旁……她坐在三年前逃离的卧房里，昨日流行歌星的一幅幅褪色照片仍从墙上逼视着她。她说她感到自己已经活了一百岁。生活所能给予的一切，她都尝试过了。再也没有留下其他什么了。⑦(www.xing528.com)
赫勒的旅伴生活在一个她并不需要的想像之家，因而她不在乎它是想像的。西布鲁克的那位熟人逃离了那个真实得令她丢脸而怨恨的家，但这逃离是想像中的。空间的虚拟性是服务于这两者的，但服务内容和结果却是迥然不同的。对赫勒的旅伴来说，空间虚拟性有助于消解一个真正的家可能会带来的任何束缚，即在消除空间的同时，也不会给她自己招致种种无家可归的不适和烦恼。对西布鲁克的邻居而言，它凸现了成为牢笼的家的可怕可恶的力量——它分解时间。第一种生活经历可谓是后现代自由，而第二种生活经历也许感觉上怪怪的，就像奴役的后现代翻版。
从范式上来说，第一种是旅游者的经历（旅行的目的到底是出差还是游乐并不重要）。旅游者成了漫游者，而且把又苦又甜的思乡梦置于家的安逸舒适之上，因为他们就想这样。这要么是由于他们认为“在这种环境下”，它是最合乎情理的人生策略，要么由于他们被真实或虚幻的感觉采集者的生活乐趣所诱惑。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漫游者在路上奔波是因为他们愿意奔波而不愿意定居一处，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去他们现在所要去的地方。如果问一下他们，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许想去的是别处或者根本不想踏上流浪人生之途，但压根儿就没有人问过他们。他们四处奔波，那是因为在一个为旅游者定制的世界中，“老老实实呆在家里”简直是一种羞辱，简直是服贱役；而且从长计议，似乎也根本不切实可行。他们四处奔波，那是因为他们背后一直有一股无比强大、无比神秘、不可抗拒的诱惑力推着他们前行。他们一开始就已在精神上背井离乡。家乡毫无希望可言。他们绝没有把自己的处境看成是自由的表现。这些人是流浪者。他们是反射灿烂的旅游者太阳光和平静地沿着行星轨道运行的黑暗无常的卫星；他们是后现代演化的突变体；是五彩缤纷的新物种的畸形废品。流浪者是一心一意为旅游者服务的世界的废物。
旅游者总是随心所欲地居停或前行。当新的未曾尝试的机会在它处向他们招手时，他们就弃旧地而去。流浪者知道不管他们心中多么强烈地想望，他们都不会在某一地久留，因为他们所停之处，都不可能受到人们的欢迎。旅游者遨游四方是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可到达的（全球）世界充满诱惑，难以抗拒；而流浪者到处漂泊，是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可到达的（本土）世界是无可容忍的冷漠荒凉。旅游者踏上游览之路，那是因为他们内心的向往；流浪者四海为家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可容忍的选择。我们也许可以说，流浪者是被迫的旅游者，可是“被迫旅游者”这一概念在措词上是矛盾的。在一个以移动墙和活动道路为特点的世界中，无论旅游者的策略是多么必要，自由选择是旅游者的生命线。把它夺走了，旅游者生活的诱惑力、诗意，甚至其适居性也就都消失殆尽了。
今日被誉为“全球化”的东西是迎合旅游者的梦想和欲望的。它的第二个效应，即无可避免的副效应是把许多其他人变成了流浪者。流浪者其实是被剥夺了成为旅游者权利的旅人。他们既不被允许定居一处（如果想终止不如人意的流动，却又没有任何地方可保证永久居住），又不被允许寻找一个更好的地方停留。
资本一旦从空间中解放出来，就不再需要流动劳动力（而其最解放、最先进的高技术先锋几乎不需要任何劳动力，无论是流动的还是非流动的）。因此消除最后剩下的资金、盈利商品和信息自由流动障碍的压力与挖掘新城壕、筑起新城墙（名称不同，可称“移民法”或“国籍法”）以禁止精神或肉体已背井离乡者的活动的压力终于携起手来。⑧旅游者一路绿灯放行，流浪者一路红灯止步。强制性地本土化保卫全球化效应的自然选择性。被广泛关注、日益令人忧虑的世界及其人口的两极分化并不是对全球化过程的一个外部的、异己的、令人恐慌的“刹车式”干预。这是其效应。
没有流浪者，就没有旅游者；不把流浪者束缚起来，也就不能让旅游者自由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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