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行中的分裂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有一件东西，哪怕最成熟老练、最有洞察力的选择艺术大师也是不作选择而且无法选择的，那就是自己所出生的那个社会。因此，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身在旅途中。无论如何，没人问过我们的感受。

我们被抛进了浩渺沧溟的大海，我们没有航行图，所有的航标也已沉没，几乎隐而不见。因此，我们只剩下两种选择：我们可能陶醉于摄人魂魄的新发现图景中，或者因为害怕葬身大海而瑟瑟发抖。一个其实不太现实的选择是要求在一安全港湾避难。可以说，今天看上去还是宁静的憩息所，到了明天也许就会被现代化了。主题公园、娱乐场或拥挤的小艇码头就会取代平静的小船坞。因而，第三种选择不存在了。另两种选择到底哪一种被选中或成为水手的命运，这在很大程度上就要取决于船的质量和众水手的航海技能。船越坚固，就越没有理由害怕潮汐和海上风暴。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船都经得起风吹浪击的。所以，自由航行的海域越广阔，水手们的命运往往就越两极化，而且两极间的裂口就越深。对装备精良的快艇而言是情趣盎然的历险，而对一条破旧的小划艇就可能变成了危险的陷阱。归根结底，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可是生死之异啊。

也许每一个人都会被铸成消费者。也许每一个人都希望做个消费者，并且沉醉于那种生活方式所提供的种种机会中，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消费者的。有欲望是不够的。要使欲望真正可求，要从欲望中获取快乐，我们就必须有理性的希望，向所求的目标靠得更近。这一某些人所理智地怀有的希望对其他许多人是徒劳无益的。我们所有人注定要生活在选择中，可并不是人人都有办法成为选择者的。

与其他一切已知社会一样，后现代消费社会是一个阶层化的社会。但是有可能按照社会划分其成员阶层的范畴区分每种社会。消费者社会的“上层”与“下层”的划分范畴是消费者“流动程度”，即选择何处去的自由度。

“上层”与“下层”之间的一大差别是前者可以把后者甩在后面，而不是相反。当代城市是反向种族隔离之所：有能力者纷纷逃离那些肮脏污浊之地，而没能力移居者只有固守那些污秽之处。在华盛顿市，他们已这么干了；在芝加哥、克利夫兰和巴尔的摩，他们也快这么干了。在华盛顿，在房屋市场无歧视可言。不过，沿西部的16街和西北部的波托马克河有一条无形的界线。那些被抛在后面的人倒很明智，从来没有越雷池一步。被抛在这条无形却又实实在在存在的边界后面的大多数青少年从来没有看到过华盛顿闹市区的辉煌壮丽、豪华典雅和高尚情趣。在他们的生活中，那一闹市区并不存在。边界两边根本没有交流。生活经历是如此地迥异不同，即使两边的居民真的相遇并驻足交流，也不知道他们相互间能谈些什么。正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所言，“假如狮子能开口说话，我们也听不懂它们。”

还有另外一大差异。处在“上层”的人随心所欲地享尽人生，哪儿好玩就选择哪儿，感到心满意足；而处于“下层”人却恰恰一次又一次地被赶出他们很想定居的地方。（1975年有200万被迫移民——难民——得到联合国专门设定的高级官员公署的关照。1995年，有2700万。）如果他们不迁移，那么往往是他们的居住地从他们的脚下迁移走。因此，反正感觉上还是像在移动。如果他们踏上迁移之路，他们的目的地多半也是别人替他们选的。那里很少有乐趣，而有乐趣并不是它被选中的原因。他们也许会住在一个十分不起眼的地方。这种地方他们真不想住，可是他们又没有什么其他地方可去，因为去其他任何地方，他们都不可能受到欢迎，都不可能被允许搭起帐篷。

入境签证在全球被逐步取消。但是护照控制并没有被逐步取消。为了消除取消签证可能带来的混乱，为了把那些取消签证后享受到便利和舒适旅行的人与那些本来就应该固守一地、本来就根本不该迁移的人区分开来，后者仍是需要的，也许比以往更加需要：当今这一取消入境签证和进一步控制移民的双管齐下的做法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它可以被视为新的、正在出现的阶层化的象征。它揭示了这样的事实：如今，“拥有全球流动权”才被提升到了阶层划分要素的首位。它也展现了一切特权和丧权，无论它们是多么本土化，都具有全球性的特点。我们中有的人没有任何证件就享受到新的活动自由，而其他一些人因同样的理由却不能留在原地。(www.xing528.com)

无论是实际上，还是预感上，所有的人现在也许都是流浪者；然而，在自由坐标之顶和之底所分别可能出现的种种经历间却有一条难以横跨的鸿沟。“游牧民”这个不分青红皂白地用在后现代时期一切人身上的时髦词语，其实是非常迷惑人的，因为它掩盖了区分这两种经验并使它们间的相似性形式化和表面化的重大差异。

事实上，沉积在流动性这一新兴等级体系顶部和底部这两极上的两个世界有着天壤之别，而且它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相互接触。对前一世界，即全球流动人的世界而言，空间已丧失了其束缚性，而且，无论是“真实”还是“虚拟”空间，都很容易穿越。对后一世界，即“被束缚于一地”、被禁止迁移者（不管他们被束缚之地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们都得逆来顺受）的世界而言，真实空间正在快速封闭之中。由于媒体肆意地展露空间征服和播出在非虚拟现实中遥不可及的距离的“虚拟可及性”，这种剥夺就变得更为令人痛苦。

空间的萎缩取消了时间的流动。前一世界的居民永远生活在现在之中，他们经历了一系列与他们的过去和未来清清爽爽绝缘的人生插曲。这些人一生忙忙碌碌，总是“时间不够用”，因为每一时刻都是非外延的。这种经历与“时间多得溢出来”的情形可谓异曲同工。被困囚在对立世界上的人们被富裕、冗余和无用的时间所牵累，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在他们的时间中，“什么也没发生”。他们并不“控制”时间，可是他们不同于按照工厂时间节律上下班的祖先们，也并不受时间的控制。他们只能消磨时光，正如他们慢慢地被时光消磨掉。

前一世界的人生活在时间中，空间对他们并不重要。因为横跨每一距离都是瞬时的。让·博德里亚在他那“超现实”图景中所概括的正是这一经验。在超现实中，虚拟空间和真实空间不再可分，因为两者都同样地拥有或缺乏被埃米尔·迪尔凯姆列为一切现实的征兆的“客观性”、“外在性”和“惩罚力”。与此相反的是，后一世界的人生活在沉重、有弹性、不可触摸的空间中。这一空间钳制了时间，使居住者无法控制时间。他们的时间是空的。在他们的时间中，“一切都没发生”。只有虚拟的电视时间才有结构，才有“时间表”，其余时间都在单调的嘀嗒嘀嗒声中溜走了。它来来往往，昙花一现，无任何索求，显然也没有留下任何踪迹。它的沉淀物像个不速之客，一声不响地突然出现。时间是无形、轻量、短暂的，它空空的，没有意义，没有重力，根本无法驾驭后一世界的居民被禁锢于其中的那一非常真实的空间。

对第一个世界，即日益超越民族和疆界的世界的居民——全球商人、全球文化经理和全球学者而言，国界已被夷平，正如为了世界商品、资本和金融的流通而将它们取消一样。对第二个世界的居民而言，移民控制、居住法、“清洗街道”和“零宽容”政策所构筑的墙垣越筑越高，把他们与欲望和梦寐以求的迷途知返隔开的护城河越挖越深，而起初为了跨越它们而造的桥梁，原来都只是吊桥而已。前者随意地畅游四方，其乐无穷（尤其是如果乘坐一等舱或用私人飞机）。他们总是被人们哄诱去旅行，所到之处总受到笑脸相迎、热烈拥抱。后者偷偷摸摸地出行，经常是非法偷渡，坐的是拥挤不堪、经不起风浪袭击、随时有可能下沉的小船，却要比那些坐豪华邮轮的人掏更多的腰包，而且到处遭人白眼；更有甚者，如果触了霉头，到达目的地时，会被抓起来，立即驱逐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