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流动性等级体系对弱国造成的损失及其对全球财富分配的影响

我们不妨再次回顾一下米歇尔·克罗齐耶多年前在他对“官僚现象”所作的拓荒性研究中所提出的观点：一切支配都在于追求一种基本上相似的策略，即给支配者留下尽可能多的余地和机动自由，而对被支配一方的决定自由作最严格的强制性约束。

这一策略曾被国家政府成功地运用过，可如今它们发现自己却成了受害方。当今，“市场”的一举一动——主要是世界金融——才是惊奇和不安的主要来源。因而，不难看出，领土“弱国”被某种全球立法和监管强权所取代会有损于“世界市场”利益。所以，显而易见，政治崩溃和经济全球化绝对不是相互抵牾、你争我斗，而恰恰是亲密的盟友和同谋！

整合与瓜分、全球化与地方化，是两大相辅相成的过程。更确切地说，它们是同一过程——即世界性的主权、权力和活动自由的重新分配——的两个方面。这一过程是由速度技术上的突飞猛进所引发的（但绝不是由它决定的）。合成与耗散、整合与分解的共存和交织，绝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可纠正的。

正是由于这两大截然相反的趋势（它们是由新的移动自由的制造分裂的冲击所驱动的）的共存和交织，所谓的“全球化”过程才弄巧成拙，才造成了特权与缺失、财富与贫困、足智多谋与无能为力、权力与无权、自由与桎梏的重新分配。我们今天目睹了世界性的重新划分阶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种世界规模的新的社会文化等级体系被组合而成。

市场和信息的全球化所促成的准主权、领土瓜分和身分的分离并没有反映平等合作者的多样化。对某些人来说是自由选择的东西，落到其他人头上就成了残酷的命运。由于那些“其他人”在数目上不可遏制地增长，而且因看不到生存的前景而变得越来越消沉绝望，我们不妨称之为“全球本土化”（此为罗兰·罗伯逊的贴切用语，它揭示了“全球化”与“本土化”压力之间牢固的统一性，这一现象被掩盖在全球化的片面概念中），并将它大致定义为资本、金融和所有其他选择与有效行动资源的集中过程，但也是——也许首先是——移动和活动自由（为了一切实际目的，这两大自由已成了同义词）的集中过程。

联合国最近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披露，头358名“全球亿万富翁”的总财富相当于23亿最穷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5%）的总收入。维克多·基根⑭在评述这一结果时，把目前世界资源重组称为“一种新的拦路抢劫形式”。实际上，只有22%的全球财富属于占世界人口大约80%的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然而，这绝不是目前这种两极分化可能达到的极限，因为当前指定给穷人的全球收入份额还要更小：1991年，85%的世界人口只获得了15%的收入。难怪30年前由20%最穷国家所占的区区2.3%的全球财富到了现在又进一步下滑，降至1.4%。

还有，被赞誉为通向前所未闻的新自由的途径——而且更被誉为即将实现的平等的技术基础——的全球通讯网络显然是被有选择性地使用的。它是厚墙中的一道窄窄的裂缝，而不是一道大门。只有极少数（而且还要更少）人领得到通行证。“当前计算机为第三世界所做的一切就是更有成效地记载它们的没落腐败，”基根说道。他断言：“假如（正如某位美国批评家所言）这358名巨富决定各留下500万美元左右勉强度日，而把其余的送给别人，他们就可以让地球上几乎一半人的年收入翻一番。这当然是无稽之谈。”

华盛顿政策研究所的约翰·卡瓦纳说：

全球化给了巨富更快赚钱的机会。这些人利用了最新的技术飞快地在世界各地周转巨额资金而且更有成效地投机买卖。

不幸的是，技术对世界穷人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事实上，全球化是一大悖论：它对极少数人非常有利的同时，却冷落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口或将他们边缘化了。⑮

按照孕育于新的、勇敢的和金钱至上的游牧资本世界中的新一代“开明阶级”的民间看法，开启水闸和炸毁所有国立大坝就会使世界成为属于每个人的自由之地。按照这一民间信仰，自由（首先是贸易和资本流动自由）是一间温室，在温室里财富会比以前增加得更快；而且，一旦财富日益增多，分给每个人的财富也就会越多。

世上的穷人——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世袭的还是电脑造成的——不大会在这一民间幻想中认清自己的处境。媒体就是信息，可是媒体——通过它世界市场正在建立之中——并不推进，反而阻碍期望中的“滴入式”效应。新的财富在虚拟现实中诞生、抽芽和茂盛成长。这一虚拟现实与过时的、简陋的穷人现实绝缘。财富的创造已即将最终把自己从长期、强制性和大伤脑筋的与制造产品、加工材料、创造就业机会和管理人的打交道中解放出来。旧的富豪需要穷人为他们致富保富。这一依赖性在任何时候都缓解了利益的冲突，也促使富人费了点心思——不管是多么地微弱——关心一下穷人。新富翁就不再需要穷光蛋了。最终，终极的天赐之福即将降临。(www.xing528.com)

自由贸易前景这一谎言被巧妙地掩盖了起来。众多“被困在地上动弹不得”的人的日益贫困和绝望与极少数到处流动的人的新自由之间的联系是很难在来自“全球本土化”受害国的报告中看出来的。恰恰相反，这两大现象似乎属于不同的世界，各自有其迥异的原由。人们从报告中绝对不会猜到暴富和速穷渊于同源，绝对不会猜到悲惨者的“困在地上动弹不得”与成功者天马行空的新自由一样，都是“全球本土化”压力的合理结局（正如人们绝对不会从对大屠杀和其他灭绝种族的戮杀社会学分析中猜测到他们在现代社会中与经济、技术、科学和生活水平的进步一样，“舒适自在”）。

正如最杰出的当代生活年代学家之一的理夏德·卡普希钦斯基最近所阐述的，那一有效的掩盖是由媒体始终运用的三大相互关联的对策所完成的。媒体主宰了间或的、狂欢节似爆发的公众对“世界穷人”处境的关注。⑯

第一，饥荒的消息——可以说，这是打破日复一日冷漠最后剩下的理由——一般总要伴着强调性的提示，告诉人们“电视上看到”的死于饥荒和疾病的人所在的那些遥远的国度其实恰恰就是“亚洲小老虎”——新的、富有想像力和勇敢的处事方式的模范受惠者——的诞生地。所有的“小老虎”加在一起人口也不足全亚洲人口的1%，这无关紧要。以他们为例就是想证明一点：饥饿者和好逸恶劳者悲惨的境地是他们自己的独特选择。选择的自由是有的，而且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可他们因为懒惰或没有决心而没有选罢了。言下之意就是穷光蛋自己该对他们的命运负责；他们可以像“小老虎”那样选择易捕获之物，这与老虎的胃口毫无关联。

第二，编写新闻时，把贫困和匮乏这一问题仅仅约化为一个饥饿问题。这一策略可谓一箭双雕。贫困的真正规模被有意地贬低了（8亿人永远处在半饥饿状态，而大约40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生活在贫困中）。面前的任务就只限于为饥饿者寻找食物。然而，正如卡普希钦斯基所指出的，这样提出贫困问题（譬如，新近一期分析世界贫困的《经济学家》就以“如何喂养世界”为标题）“极大地辱没了——实际上完全剥夺了——我们对想帮助的人的人道慈爱”。“贫困=饥饿”这一等式所掩盖的是贫困的许多其他错综复杂的方面：恶劣的生活和住房条件、疾病、文盲、敌对行为、家庭解体、社会联系削弱，毫无前途和无生产力——这一切磨难不幸是不可能用高蛋白饼干和奶粉来医治的。卡普希钦斯基记得穿越非洲的乡村小镇，遇到孩童“并不是向我要面包、水、巧克力或玩具，而是要圆珠笔，因为他们去上学却没有什么东西记下课文”。

我们不妨作一补充：媒体所报道的一幅幅饥荒恐怖图与工作和工作场所的消灭（也就是说，与地方性贫困的全球原因）的一切联系都被谨慎地回避了。观众看到电视里的人们与饥饿形影相随，可是无论他们怎么眼巴巴地看，他们在画面上还是看不到哪怕一件劳动工具、一块耕地或一头牛，而且根本听不到提及它们。仿佛向在不再需要劳作的世界上——当然不在荧屏上挨饿的人们的国土上——的穷人例行公事地空喊“起来干活吧”与作为发泄被禁锢的道德冲动的狂欢节似的“义卖”途径的人们的处境根本没有任何联系。财富是全球性的，而苦难是地方性的；可是这两者间并没有因果联系，至少在喂养者和被喂养者间不存在这种因果联系。

维克多·雨果让他作品中的一个人物昂杰罗在临死前一刻就众多19世纪论题之一发出了内心深处的感慨：“20世纪将是一个幸福的世纪。”碰巧——勒内·帕塞论述道——“维持那一前景的非物质性技术恰恰同时招致了它的否定，尤其是当它与全球的资本交易和流动这一狂热政策相挂钩时尤甚。有效地消除时空的种种技术几乎不需要时间来剥夺或耗尽空间。它们使资本真正地全球化；它们使一切既不能因袭又不能抑制资本新的游牧生活习性的人们无可奈何地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计一步步萎缩消失，心里直纳闷到底是哪儿出了差错。全球金融资源的流动也许与它们所通过的电子网络一样是无形的，可是它们的行程留在地方上的踪迹却是有形的、真真切切的，非常令人痛苦：“高质量人口的减少”，曾经能养活其居民的地方经济的毁灭，无法被新的全球经济所吸纳的数以百万计人的受排挤。

第三，媒体所展示的灾难图除了发泄日积月累的道德情感外，还以另一种方式支持和加剧普通的、日常的道德冷漠。它们的长期效应是“世界的发达部分围起一条非义务的卫生带，筑起一堵全球柏林墙。从‘那墙外面’进来的一切信息全是一幅幅战争、谋杀、抢劫、流行病、逃难和饥饿图景，也即对我们构成威胁的图景。”我们只是极少听说凶器用于那目的，而且即使听说，那话音也总是压得低低的，而且根本不与内战和大屠杀挂上钩。对我们自己心里有数而宁愿不被告知的东西那就更不会有人提醒了。譬如，那些用于把遥远的国度变成杀人战场的武器其实全都是由我们自己的兵工厂提供的，这些兵工厂唯恐失去它们的订货源，对自己的多产和全球竞争力——我们自己所珍视的幸福兴旺的命根子——充满自豪。一幅自我损毁的图像——“丑陋不堪的街道”，“大大扩大了的禁区”，盗匪世界扩大化再现，超越道德伦理、无可救药、外来的、亚人类世界——积淀在公众的意识中。企图挽救那一世界免遭自己的暴行所带来的最严重后果的种种尝试也许只会有一时之效，但从长远来看，是注定要失败的。抛掷出去的一切救生索也许轻而易举地又被扭成了更多的绞索。

把“遥远的当地人”与谋杀、流行病和抢劫相联系，还起到另外一个重要作用。他们这些人这么怪异丑恶，我们不能不感谢上帝把他们造就成现在的他们——远在天涯的当地居民——而且不能不祈求他们永远如此。

饥肠辘辘者想要到食物多的地方去，这是我们对理性之人的自然期待。让他们依自己的心愿行事也是一件凭良心做得对、做得有道德的事情。正是由于其不可否认的理性和道德正确性，这个讲求理性和有道德意识的世界才会在目睹穷人饥民大举迁移的景象时如此羞愧难当。阻止穷人饥民到食物更丰富的地方而又不感到亏心自咎，这是何等地难啊！而且，几乎是不可能据理力争，证明他们这样移动迁居是无理之举。这真是一大令人惊叹的挑战：我们一方面把流动自由权赞颂为全球化世界的最大成就和它不断繁荣昌盛的保证，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经常剥夺其他人的这一权利……

因此，一副副未来迁移者所在国的野蛮残忍图像就派上了用场。它们增强了缺乏以理性和道德论据作为支撑的那种决心，它们有助于本地人固守本地，而同时又纵容全球人问心无愧地游历四方。